首页 > 历史 > 正文

历史与历史学家:海外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争议综述

发布时间:2012/02/27作者:魏楚雄 来源:《历史研究》2009.5

摘要:海外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一直是个充满争议并且相当敏感的历史议题。它不仅在各种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政治势力和民族主义立场的干扰和影响,而且还不时对中日关系和中日政治产生微妙或强烈的影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海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和美国的学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有的具体详尽,有的复杂全面。但是,不像在中国,海外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一直是个充满争议并且相当敏感的历史议题。它不仅在各种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政治势力和民族主义立场的干扰和影响,而且还不时对中日关系和中日政治产生微妙或强烈的影响。日本学者北村稔以“南京的政治”为书名主标题,强调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受到政治干扰的现象,但该书本身也绝非作者所声称:是“一项不偏不倚的调查”。①实际上,当南京大屠杀史日益受到新发现的证据、新的阐释或者来自日本否定派观点的挑战时,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历史学家——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都会因其民族主义立场或政治倾向而有意无意地违背历史写作的职业原则和道德。如果对南京大屠杀的全部历史论著仔细审阅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对南京大屠杀研究产生影响的政治因素发生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府的政治势力对历史研究与写作直接、有意识的干预和控制,如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对日军战争罪行报道的封锁、日本政府在二战结束和东京审判前夕对有关南京大屠杀文件档案的大量销毁、日本文部省和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相关内容的审查与判决,等等。第二个层面发生在学术领域,该层面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包括像日本虚构派或修正学派知识分子所发表的著作和言论,它们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对历史资料进行蓄意选择、对历史现象进行错误解读的产物;第二个方面是历史学家的政治信念、偏见或民族情绪,它们无意中损害了历史的客观公正性。

  尽管如此,海外大部分历史学家仍然遵循历史学者的严谨治学原则,严格根据他们所获取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进行细致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而说话。海外进步历史学家这种严格的专业化和客观化态度,逐步主导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他们对追究南京大屠杀事实真相孜孜不倦的努力,也有力地抵制了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对南京大屠杀的肆意歪曲,为向世界揭示和宣传南京大屠杀真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围绕海外进步学者的种种努力,本文拟对自二战结束以来海外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发展及有关争议作一简要的历史综述。

  一、海外政治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干扰与影响

  海外政治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研究与写作所进行的政治化干预,严重阻碍了早期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它们主要发生在战时至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时

  在南京惨案刚刚发生之后的1937-1938年冬春期间,对该事件的第一报道和反映被记载下来了,它们是最可靠的见证和原始资料,也成了最早的南京大屠杀史。许多目睹该惨案的美国、英国及俄国记者如Frank Tillman Durdin、Hallet Abend、Archibald Steele、C. Yates McDaniel等都在各大报刊较详细地报道了南京事件。②此外,还有许多外国人如拉贝(John Rabe)、Miner Searle Bates、George Fitch、John Magee、Enest H.Forster、James McCallum、W. Plumer Mills、Lewis S.C.Smythe、魏特琳(Wilhelmina[Minnie]Vautrin)、Robert O. Wilson、G. Bauer、J. Lossing Buck、O. Caldwell、J.H.Daniels、B.A.Garside、A.M.Javis、F.Kirk、E.Spicer、Charles and Grace Riggs夫妇、Albert and Celia Steward夫妇等,他们对于南京惨案的记录,包括日记、书信以及录像等,也都成为历史的见证,有的后来还出版成书。③

  但是,这些关于南京惨案的最早历史记载和珍贵文件,却被政治势力严格控制。二战结束前夕,日本政府为了掩盖其战争罪行,下令销毁所有的机密档案,其中包括那些战争罪行和屠杀命令的文件。通过口头命令,日本政府销毁了大约三万件含有“关于战俘待遇、监狱卫生、监狱警卫、限制及惩罚战俘及拘留犯之条例规定”的文件。④结果,凡涉及战争犯罪行为的文件都被命令销毁,仅有大约0.1%被存留下来。⑤更有甚者,为防止公众获悉任何不利于日本战争动员的事情,日本政府对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实行了审查制度。⑥日本审查员没收了哈罗德·约翰·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准备寄给《曼彻斯特卫报》关于南京惨案的报道、⑦《远东战争新闻》编辑关于南京惨案的简报以及田伯烈所著日文版《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⑧基督教青年会代表乔治·费奇曾亲眼目睹了日本人为防止外国记者进城而封锁南京城,以此挽救日军声誉。对于这一点,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存档可以证实。⑨当时,如果日本报纸刊登了揭露日军战争罪行的报道,日本司法政治势力就会以诽谤罪对其起诉。挺身公开忏悔战争罪行的日本士兵就遇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不能公布记载了日军在南京残酷杀戮中国无辜平民的日记。⑩此外,日本政治领导人调动他们的资源,发动了一场掩盖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宣传突击战。(11)当南京惨案还在发生时,日本的军事政治势力就分别对南京惨案的真相进行了掩盖或歪曲。日本政府和军方的所作所为,都对以后研究南京大屠杀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当时美国民众对日军在华犯下的战争罪行已有所知。美国许多报刊以如下标题警示读者有关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日本暴行要素”;“传教士所记骇人听闻的南京日人暴行:87岁老妇,被性侵37次;58000华人被屠杀”;“日人暴行和神道信条”;“俄勒冈女士所见最残忍的日本人”等等。(12)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美国报刊也开始报道日本人对美国人、欧洲人、澳洲人、缅甸人、柬埔寨人、印度支那人、印度尼西亚人、新加坡人、菲律宾人等所施行的战争虐行。(13)像田伯烈、James Young、Bradford Smith、A.Grajdanzev、William Holland、John Embree、John Goette以及Sydney Greenbie那样的研究者都纷纷发表了他们对日本战争行为的分析和评论。(14)美国政府其实更加了解日本的战争罪行。他们知道日本军队为了搜寻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报复性扫荡,屠杀了那里所有的男人、妇女和小孩,因为他们帮助了美国飞行员。(15)美国陆军军情处特别部的少校艾德华·莱平(Major Edward C. Lapping)所作的全面调查发现,日本人“对我们的战士拷打、禁食并拒绝提供治疗”,他们“对美国人进行射杀、刺杀和砍头”。(16)莱平报告也细载了南京大屠杀以及日军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战争虐行。(17)

  1943年4月21日,美国罗斯福总统以“最深刻的厌恶感”对美国民众宣布,日本政府在一年前曾野蛮地杀戮了一些被俘的美国飞行员。(18)其后,美国政府还为此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19)可是,这些最初的步骤没有导致进一步的行动。相反,美国政府对关于日本战争虐行的报道在1943年开始实行审查管制。罗斯福总统在1943年9月9日对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下令:“在我授权允予发表之前,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从逃脱战犯那里传出来的故事被发表或流传。”罗斯福总统为什么在此问题上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呢?因为美国政府开始担心,对日本战争虐行的宣传会(1)“使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执行我们击败德国为首的战争战略观念时难堪”;(2)导致当时对落入日本人手中的大约 15000名美国人不利;(3)会使正在进行的格利普绍尔姆使命(Gripsholm Mission)破产(该使命始于1942年6月,旨在“用遣返的日本平民及食物用品去交换日人手中的美国人”(20))。可见,美国政府的这些战时举措阻止了美国公众充分了解日本的战争虐行,而这一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德国的投降而马上有所改变。德国投降后,为了“减轻作为战轻的美国公民之[恶劣]待遇及状况”,以及通过交换美军手中的日俘“把尽可能多的、否则会落在日本政府手中的美国人带回国”,美国国务院不顾宾夕法顾亚州民众的普遍反对,给予俘获的日军将领大岛裕志等150名战俘高级待遇,把他们拘留在宾州雷德福春天酒店,那是坐落在阿勒格尼山麓美丽绿谷中的一座舒适的美国度假别墅。(21)

  第二阶段:二战结束之际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在1940年底调查审讯期间收集的有关南京大屠杀之见证与证据,成为第二波南京事件之历史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询问了 419名目击者,收集了4836份文件,留下了5万页的审讯记录。(22)南京军事法庭工作人员面访了1250位受害者和见证人,从当地红卐字会、崇善堂和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那里收集了许多关于大屠杀的报告和册表,发掘了成千上万受害者的遗骸,找到了16张犯罪现场照片和一卷胶卷,核实了460项罪案。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诉讼和判决也是研究南京惨案很重要的第一手资料。(23)

  可是,在东京和南京的审判同样受到了政治势力的严重影响。麦克阿瑟将军和华盛顿大体决定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工作指导原则,而中国战区并非远东军事审判的重点。250名被拘留的日本高官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只对其中的28名进行了指控,并且侧重于1941年以后、太平洋战争期间。当冷战来临时,南京审判匆匆结束。另外,在美国早期占领日本期间,由于当时对日政策的目的是削弱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所以在美军管制下的日本人民被允许表达他们的激进观点,谴责日本政府过去的战争政策。当时日本有些进步派历史学家,有的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有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时他们虽然还没发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但已对有关日本皇室的神话表示怀疑并挑战日本天皇的绝对权威, 日本大多数报刊也详细报道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活动。文部省所编写、被盟军最高统帅部批准的日本小学、中学和高中教科书都首次提到了南京惨案。 1942年4月,《美亚新闻》(Amerasia)连续十天刊登了布拉德·史密斯(Bradford Smith)所写的《日本:美与兽》(“Japan: Beauty and the Beast”)一文,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披露。然而盟军最高统帅部禁止对东京审判有“任何严厉批评”。

  第三阶段:冷战时期

  冷战导致了全球国际关系结构的重组以及美国东亚政策和对日政策的改变。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1946年8月上呈的报告中谈道,如果美国在确保其在日本的有利地位之前就从日本撤军,日本就“可能早晚被苏联占领”,而局面就“会全盘翻转”。(24)美国驻南京使馆的报告也指出,虽然战争“在日本人中间留下了仇视美国的小小后果,但他们一向对美国成就的崇拜还没有因为从我们手中受到的打击而减弱”; 日本人因“其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恶感而对俄国人产生的仇恨跟他们对美国可能具有的敌对比起来是不可比的”。因此,“在远东的任何思想意识形态冲突中”,美国“可以指望日本加入反对共产主义的阵营”,成为“我们未来在远东反对俄国的堡垒”。(25)

  所以,为了把日本从战时敌人迅速转化为一个在亚洲忠于美国的战略伙伴,美国驻日占领军在1950年开始了所谓的红色清洗。他们镇压了许多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的进步力量,推进日本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发展,并让许多原先被清除了的保守分子担任公职。(26)美国报纸《星条旗》在1948年2月报道,盟军最高统帅部开始“取消审判二十多名日本高级战犯的计划”。(27)盟军最高统帅部也计划在1948年8月31日前完成对日本普通战犯的审判,在该年年底之前完成对甲级战争罪行嫌疑犯作出乙级和丙级指控的审判。(28)最终,盟军最高统帅部没有跟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商量,就于1948年12月25日释放了19名日本甲级战争罪行嫌疑犯(其中两人在12月中旬之前死去),并宣布了一项特赦,对所有表现良好的非无期徒刑日本战犯减刑。(29)对此,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Walter S. Robertson)后来曾解释说,“日本作为一个密友和同盟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是巨大的,我们在西太平洋的整个战略位置就定于日本”。所以,当美国政府看到“日本对它现有的角色和地位日益不满,美日关系中存在着一些令人烦恼的问题时”,美国就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日本人……解决至少两个问题——战犯和小笠原岛——这在日本是非常情绪化的问题”。(30)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日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曾在二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日本政府战时内阁成员、甲级战犯岸信介于1957年成为首相。(31)

  在这种新的政治环境里,日本保守主义就起来挑战原来对太平洋战争占有支配性地位的看法。曾任日本侵华将领、战犯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便首当其冲。在其《日本的无辜:关于审判的真理》一书中,田中正明利用印度法官拉达比诺德—帕尔对东京审判的歧见证明日本被误审,并对“白人”进行愤怒指责。(32)与此同时,有些前军事人员开始提出对南京事件的相反看法,声称东京审判的证据“百分之七十是错的”。(33)1965年,熊本第六师团的退伍老兵们出版了他们对“南京事件”的讨论,否认熊本该为此事件中23万名死伤者负责,并认为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该师师长谷寿夫是替罪羊。(34)自1950年代早期以来,日本文部省也逆转了其先前的立场,要求教科书中避免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严厉批评。于是,从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从教科书里彻底消失了。1963年9月,小说家林房雄开始在《中央公论》发表系列文章,后来将其汇编成书。(35)林房雄声称,日本的所谓“侵略战争”其实是对抗西方侵略者的百年战争,而东京审判与“正义”无关,它纯粹是战胜国的报复行为。1966年,跟随熊本第六师团进入南京的前记者后藤耕作和熊本第六师团原参谋长下野一角共同出版了《关于南京战役的真相》一书。他们依据从熊本第六师团的退伍老兵及死亡士兵家属那里收集来的许多信件,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一个“谎言”。(36)

  二、客观公正地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海外史家

  从 1960年代晚期至1970年代早期,美军卷入了越南战争并在越南犯下了不少战争虐行。这一现象唤醒了许多历史学家、尤其是日本的历史学家。他们开始意识到南京大屠杀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存在的问题。日本历史学家纷纷着手认真、全面地研究该事件,而他们严肃扎实的工作很快就成为抵抗南京大屠杀史被政治势力操控的主要力量,并最终形成该领域的主流,以及建立研究南京大屠杀共同框架的潜在基础。可是与此同时,尽管也有许多日本政治家和政治团体反对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责,但是受右翼保守的政治势力所操控和影响的知识力量也在日本重新抬头,它常常与日本政府的右翼保守势力和政治力量默契合作,力图继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歪曲和政治化。结果,在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研究进行政治化和反政治化的力量经常相互斗争,但在这一时期,原来占主导地位和主要角色的右翼保守势力逐渐被进步正义的力量所取代,其发展过程也包括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越南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在美国发表的有关论著较少。《审判日本:东方战争罪行的联合行动,1945—1951年》一书有一章谈到对侵华战犯的审判。(37)出生于中国的记者David Bergamini所撰《日本皇室的阴谋》一书有一章题名就为“南京大屠杀”。(38)戴维在其书中误用、误译了日本原始资料,还对战争暴行持有双重标准,所以该书受到其他美国学者的批评。尽管如此,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在美国仍未引起广泛注意。(39)

  另一方面,中国在1972年同日本关系正常化,并于1978年与日本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关系的改善使日本对南京事件有兴趣的学者和其他人士有机会到中国调查访问。1965年,一群日本老兵访问了中国。1967年,早稻田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新岛淳良教授也访问了中国,在中国逗留期间,得悉了南京大屠杀。随后,他通过报道、写作和讨论,把自冷战以来长期掩盖的南京事件真相向日本公众披露。(40)同年,曾于1966年访问过中国的早稻田大学日本史教授洞富雄发表了《现代战争史之谜》一书,确认日本军队在南京杀害了许多中国人。而后,战时记者和新闻奖得主本多胜一从1971年8月到12月在《朝日月刊》、《周刊朝日》以及《朝日新闻》的晚间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使400多万读者了解到此事(因为光《朝日新闻》就拥有400多万的订购者)。本多胜一采访了许多中国幸存者及其家庭成员,了解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以及“百人斩”的事情。他把这些都如实地告诉了日本读者,并将他的系列文章编辑为《中国之旅》和《在华日军》出版。(41)洞富雄和本多胜一都认为日军于1937-1938年间在南京屠杀了约30万中国人。(42)田伯烈的《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日文版也终于在1972年出版。

  洞富雄和本多胜一的著作让保守派非常不安。曾为二战老兵的有名评论员山本七平争辩说,根据他自己服役的经历,一个日本士兵在6.25英里内用刀杀死89人或 78人在体力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必须平均每1.36分钟就杀死一个人。以他所翻译的畅销小说作者Isaiah Ben-Dasan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假名,他声称“百人斩”是一个记者为了赢得民众对战争的支持而编造出来的。(43)记者铃木亮根据其从老兵及其家属那里收集来的数据和战时通信,在《诸君!》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并将其汇集成书,指责洞富雄编造了“百人斩”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幸存者在远东军事法庭的证词过分夸张。(44)这些观点得到了像日本自由民主党政客石原慎太郎这样的保守势力的强烈支持。1973年,文艺春秋出版社授予铃木亮一书非小说类大奖。首先对南京大屠杀史实提出怀疑的田中正明也于1972年出版了《日本无罪论》,支持山本七平和铃木亮的观点,把进步学派知识分子的研究贬为夸张之论。(45)

  为了反驳山本七平和铃木亮的论点,洞富雄在一份历史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系列文章以及《南京事件》,该书是他1967年所出《现代战争史之谜》的修订版。洞富雄开始运用多种语言记录的第一手资料证明保守派对南京大屠杀的歪曲。他批评山本七平和铃木亮纯粹依赖日文原始资料,被情感所驱使而颠倒史实。他准确地指出, “百人斩”发生在八天之内,山本七平所称日军在150分钟里行军6.25英里是一种想象。(46)这场双方激烈争辩的影响,可以1975年东京地方法院的一项判决来衡量。日本文部省曾逼迫历史学家家永三郎修改他所编撰的中学教科书以美化战时的日本,家永三郎为此起诉文部省,东京地方法院判他胜诉。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初中和高中的教科书都提及了南京大屠杀或谈到许多中国居民在惨案中被杀。随后,这场大辩论稍稍冷却,但围绕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斗争却远未结束。

  第二阶段:1980年代

  自 1980年代早期起,日本的保守势力开始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为了捍卫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形象,日本文部省和保守政治家刻意努力淡化二战中日本东亚战争的侵略性和残酷性。1982年6月26日,《朝日新闻》报道了文部省企图在教科书中用“挺进”来取代“侵略”一词或减轻二战中日军虐行程度的做法。这一消息引起了外交危机,日本政府遭到了来自中国、韩国及越南的强烈抗议,以及一些知识分子的批评,如京都精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日高六郎,他曾因文部省的审查制度而放弃了编写教科书;立教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戴国辉;桃山学院大学的韩国教授金学玄(Kim Hak Hyon的意译)等。结果,日本政府不得不向这些批评和抗议妥协,承诺对教科书进行修正。可是,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举动引发了北京学生的示威游行。第二年,日本政府还决定突破军事支出占总预算1%的极限。(47)与保守政治势力同步,日本保守的知识分子也竭力反驳进步派历史学家的观点,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于是,一场大论战在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学家中间爆发,他们形成了三派:一派承认南京大屠杀及大量中国无辜平民被虐杀之史实;另一派声称南京惨案纯为虚构;第三派则承认日军有战争虐行,但认为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杀害的中国人数远没有中国历史学家所认定的那么多。日本围绕南京大屠杀而展开的辩论刺激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历史学家,从而海峡两岸也掀起了一场研究二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热潮。

  1982年9月,日本政府因为亚洲国家抗议日本修改教科书而作出道歉的声明,日本保守势力因此被激怒。上智大学的英语教授渡部昇一谴责《朝日新闻》在1982年6月26日的错误报道,编造了南京大屠杀一事并反对文部省,从而引起了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外交危机。渡部的观点得到全国性报刊《产经新闻》以及产经新闻社的月刊《正论》的赞同。(48)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小堀桂一郎也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一场虚构。(49)田中正明在他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和《南京事件之概况:否定大屠杀的十五项理由》两书中公开否认了南京大屠杀。(50)得到渡部昇一、小堀桂一郎及其他人的支持,田中正明在1984年3月提起法律诉讼,控告文部省未能在初、高中教科书中删去“侵略”和“南京大屠杀”词条。虽然该诉讼没有成功,(51)但田中正明的写作和行动得到日本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的热情支持。例如,阿罗健一就支持田中正明的观点,认为东京审判的证据和见证大都是虚构的。(52)大约一百多人向田中正明提供了自己收集的文件资料以支持他的否定说。(53)

  为了更有力地迎战修正学派,日本进步派历史学家开始努力收集原始资料和证据。本多胜一、藤原彰、渡边春巳等在 1984年3月组建了南京事件研究会,他们定期聚会并出版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十多本书和几十篇文章,包括洞富雄汇编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两卷本历史文件,共 750页。(54)洞富雄驳斥了田中正明等修正学派的观点,在大量细节上指出了田中正明的错误、误释和对历史证据的歪曲。(55)以翔实的资料为依据,日本进步派历史学家出版了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著。(56)

  有一群日本老兵顶着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勇敢地站了出来,披露了日军虐行的真相。老兵曾根一雄用三本书袒露了他在南京大屠杀中杀害、抢劫和强奸中国人的经历。(57)另一老兵山本武也在他的《一位老兵的前线记录》一书中证实了日军的虐行。(58)众所周知的老兵东史郎在1987年出版了他的日记和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并公开为他参与南京暴行而道歉。(59)此外,1984年出版的日军第16师团长及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也透露了日军的虐行,以及“一般不收容俘虏的政策”。(60)这些日本老兵和高级军官的供认、证词在日本公众当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

  一位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独立学者板仓由明试图贬低曾根一雄的著作。他强调,曾根一雄错误地描述了他在军队里的地位,并歪曲了松井石根的日记。(61)参加过南京战役的日本防卫大学教师畝本正巳也力图证明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他确信日军的无辜,竭尽全力地想从战前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社团偕行社(KaikK4U105.jpgsha) 的18000名成员那里收集目睹者证词,否定“所谓的南京大屠杀”。畝本正巳确实收到了一百多封回信,并把它们汇编成11册系列丛书,由偕行社出版,取书名为《以证言为根据的南京战役史》。然而,畝本正巳收到的有些来信却证实了南京的暴行。所以,偕行社杂志的编辑在该系列的结尾部分承认,“这样大规模非法杀戮是没理由的”。他不得不“对中国人民深深道歉”。(62)

  第三阶段:自1990年代至今

  自1990年代起,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仅在日本,而且在美国也掀开了新的一页。在日本,冷战与昭和时代的终结以及被媒体大量报道的在科索沃和卢旺达对平民实施的暴行,都促使人们重新检验和评估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无法回避日军在二战中的虐行和南京大屠杀。裕仁天皇的逝世引发了一场关于他和日本在二战中角色的争论以及日本人内部的分裂,其激烈程度使曾经公开强调裕仁天皇之战争责任的日本长崎市市长本岛等遭到暗杀而受重伤。一方面, 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崛起导致许多有影响、有势力的自由民主党保守成员、立法者和知识分子也纷纷行动起来,他们组成了各种群体、学习团体,举办了讲座和抗议集会,抵御和反对对日本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和战争虐行的谴责。资深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经常公开演讲,淡化日本所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1996年4月26日,东京地区法院对桥本光司的起诉作出裁决,裁定《我们的南京步兵联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之作者东史郎犯有诽谤罪。(63)

  保守主义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在文学和学术领域里崛起。《日本可以说“不”》(1989)的作者之一石原慎太郎在一次被《花花公子》杂志采访的过程中,就公开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谎言。他还在另一本与渡部昇一合写的《日本仍可以说“不”》(1990)中重复了这一观点。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在1994年5月5日公开告诉媒体,日本发动亚太战争的最终目的是解放亚洲殖民地。东京大学的教育学教授藤冈信胜在1995年成立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中心”,然后又在1996年成立了日本历史教科书改革会,以重写日本现代史教科书以及东京审判所代表的历史为宗旨,并最终在2001年出版了《新历史教科书》。该书公开否认南京事件是一次大屠杀,并把屠杀中国平民的责任推到中国军方身上,但此书总共只卖出543册。藤冈信胜还编辑了《教科书不教的历史》和《可耻的现代史》,它们成为日本1997年畅销书之一。(64)还有富士信夫,他重复田中正明的理论,声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编造的,因为大约120名左右随同日军进入南京的日本记者和作家从未提到这一事件。竹本忠雄和大原康男则否认南京大屠杀是一次有组织的罪行,认为当时没有一个日军高级军官知悉大屠杀。板仓由明认定“南京大屠杀”只是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之前并没有这样一种说法。(65)同样,东中野修道辩解道,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后来制造的虚构,因为约14名在南京的美国人和1938年的许多中英文出版物并没有提及此事。(66)他还于2000年10月成立了日本“南京”研究学会,该学会在五年内出版了四本关于南京事件的书。(67)松村俊夫提出,所谓的南京事件只是在日军军事行动期间大约200-300中国人被杀死的事件,而在南京的抢劫、纵火和强暴大多是中国人、而非日本人所为,西方证人是道听途说或因偏见而反对日本。(68)《新“南京大屠杀”之假象》的作者、1970年代虚构派的老成员铃木亮在1999年以他的再版旧书重返论坛,强烈指责南京大屠杀是一场外国势力挑起的宣传。立命馆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授北村稔分三次发表了他的系列文章,提出同铃木亮几乎一致的观点。筑波大学的法国文学名誉教授竹本忠雄和国学院大学的神道研究教授大原康男在2000年合作出版了《重新审判“南京大屠杀”——向全世界控诉日本的冤罪》,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看做北京挑起的离间美国和日本关系的阴谋。他们声称,为了避免西方致命的经济封锁,日本并不想做任何虐待战犯的愚蠢之行,所以战争虐行是零星的、无计划的,而刚性的时间根本不允许日本士兵用他们的刀去刺杀一百个中国人。同年,田中正明出版了《在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一个通俗神话的驳斥》,那是他1987年出版的《南京事件概况》一书的简缩本。(69)修正学派还把他们的许多论著翻译成英文,努力扩散他们的观点。(70)

  另一方面,许多日本政治家如首相海部俊树、细川护熙、村山富市等以及一些商业领袖与修正学派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或对日本过去侵略亚洲国家的行径公开道歉,或声言:承认日本对过去所犯错误之责任是日本未来在亚洲所能扮演角色的关键。在1991年12月和1995年6月之间,日本许多律师提出了至少27条对政府或公司的诉讼,要求他们为日军战时虐行的受害者作出赔偿。他们还于1995年8月成立了“中国人战争被害赔偿请求支援会”。在1995年8月和1997年 9月之间,有200多名日本律师参与了中国人战争被害赔偿请求事件辩护团发起的诉讼。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日军虐待战时“慰安妇”的特别报告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努力弥补它过去的错误。2003年,东京最高法院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的起诉,作出了不利于松村俊夫的判决,因为松村俊夫在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一书中,指责李秀英伪装成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2005年,东京地区法院驳回了两位参与1937年百人斩比赛的中尉亲属们对本多胜一的诉讼。(71)

  在这一有利形势下,日本进步派历史学家以更大的努力应对来自保守势力的挑战。他们在1993年4月成立了“日本战争责任资料研究中心”和南京事件研究组,并开始发行该中心的季刊《日本战争责任》和通讯。他们举办书展,做巡回报告,支持外国人向日本为他们二战中所受苦难提起赔偿要求的诉讼,并组织反对保守派行动的示威游行。当《诸君!》和《正论》成了保守派的杂志时,进步派学者们则经常在《周刊金曜日》和《世界》上发表他们的文章。进步派历史学家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约39篇文章、16部论著,(72)以及两卷总共964页的资料集,其中包括大量翻译过来、在美国新发现和在中国大陆及台湾新近汇编出版的中英文历史资料。(73)笠原十九司连续出版了三本著作:《南京安全区一百天——目击屠杀的外国人》、《南京事件》和《南京事件和三光政策:让战争记忆服务未来》,最后一本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就成功销售了5万本左右。(74)小野贤二、藤原彰和本多胜一编辑了《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中文版译名:《南京大屠杀:日军士兵战场日记》),收集汇编了日本第十三师团士兵的战时日记,它们证实了日军在南京城附近幕府山杀害了 14000多名中国俘虏。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福田和也敦促青年通过阅读《拉贝日记》了解日人在南京的暴行,并为日本人过去的罪行而负责。1999年,进步派史学家出版了用通俗语言写成的《南京大屠杀否认论的十三个谎言》。(75)日本大阪府松原小学教师松冈环自1997年10月起,带领铭心会的成员,花了4 年多时间,在东京、名古屋、大阪、金泽、广岛、熊本等6个城市开设了“南京大屠杀情报热线”,不顾各种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困难,采访了250余名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和180余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她汇集了南京大屠杀120位受害者以及102位原侵华日军士兵的证言,并在此基础上,先后出版了《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和《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两本畅销书,(76)用亲历者的公开证言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言论,同时弥补了南京大屠杀史料上的一些空白。松冈环因此被授予2003年度日本JCJ新闻奖。

  在美国,随着冷战结束和日本在国际关系中重要角色的削弱, 日本经济进步及其侵略性开始使美国人日益警觉。美日之间的经济冲突使美国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担心,他们把日本的经济突进称之为“日本猛击” 或第二次珍珠港袭击。在这一背景下,1997年美国和西方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出版热潮突然兴起。从1997年起,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论著不仅迅速涌现,而且各有不同的重点、功用和目的。其中,既有个案和主题性的研究,也有资料汇编、史学和档案综述、按争论议题编辑的论文集,以及翻译的日本论著等。(77)较值得注意的著作有《南京1937年:记忆和治愈》,(78)是一本包括11个章节的论文集,收集了1997年11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 “南京1937研讨会”上宣读的各篇论文,它们代表了围绕南京大屠杀一些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乔治·希克斯的《日本的战争记忆:失忆症或隐瞒?》向读者介绍了日本人围绕南京大屠杀的辩论过程,以及跟日本战争有关的一些争议;(79)《美国传教士目睹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年》一书收集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80)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虽然因一些错误而遭到了日本修正学派的猛烈攻击以及一些美日学者的批评,(81)但该书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它让西方人知晓南京大屠杀、让全世界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还有,卜正民对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一案的研究着重于分析持异议者印度法官拉达比诺德—帕尔的观点和视角;杨大庆探讨了有关南京大屠杀史学朝逐步减少分歧之方向发展的现象及可能性,并呼吁各国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努力建立一个跨国历史探索的共同框架;吉田俊将日本、中国和美国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与历史写作进行了全面概述;Joshua A. Fogel和若林忠志等通过向西方读者介绍日本和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及各种观点和争论,把该研究国际化。

  三、海外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趋势:学术性取代政治性

  以上对海外围绕南京大屠杀研究所产生的长期争议和政治势力之间之较量的追溯表明:从一开始,海外的政治因素和政治势力对研究和撰写南京大屠杀史就一直有着参与、干扰和影响,它们对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学者是一个巨大挑战。但另一方面,海外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发展也告诉我们,从整个过程来看,海外研究南京大屠杀中的学术性、进步正义的力量在逐步并日益取代非学术性的右翼保守的政治力量,这是一个趋势。

  首先,从海外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发展过程来看,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日本的民主发展以及要求日本赎偿过去战争罪行所造成伤害的国际呼声日益增强,海外、尤其是日本的政治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直接参与和干扰显著减少了。特别是近年来,美国议会首先在2007年7月31日通过了121号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为“慰安妇”在二战期间受其皇家陆军蹂躏折磨而以“一清二楚和毫不含糊的方式正式地承认、道歉并接受历史的责任”。(82)接着,荷兰议会下院、加拿大议会和欧盟议会在2007年11月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了类似的提案。(83)联合国人权最高委员会也向日本政府提出一系列解决有关问题的措施。(84)这样,海外的政治势力就越来越难以公开地影响南京大屠杀研究。

  其次,与此同时,由于海外政府和政治势力已越来越不敢公开干涉历史研究和写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修正学派的作用已取代了政治干涉对南京大屠杀史的影响。他们常常跟某种掌权的保守政治势力里应外合、此呼彼应、相互鼓励,而且尚未显示出消退的迹象。于是, 日本进步学派与修正学派之间的学术争论成了海外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右翼保守势力与进步正义势力的主战场,两者之间的论战继续进行到了21世纪。修正学派越来越否定南京大屠杀在历史上的存在。(85)同时,进步学派历史学家在21世纪的头几年里发表了对南京大屠杀研究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和更加充分的著作。(86)在日本,尽管修正学派对南京大屠杀史有很多歪曲和错误的认识,但他们的论著从另一个角度大大促进了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并激发了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

  其三,海外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它成了一个跨国和多国的研究课题。各国新解密公开的文件档案、双语和多语的研究、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及合作、由各国学者合作撰写的论文集、对国外出版物的翻译、及时的传媒报道,等等,都促进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国际化。(87)甚至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已经译成日文出版,而这在张纯如有生之年是难以想象的。海外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国际化无疑以新的资料和视角开拓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进一步研究和理解,帮助和促进了各国历史学家对有关史料和南京事件作出更准确、更深刻的评价,并使政府和政治势力对学术研究的干预更加困难、更不可能。

  其四,正如杨大庆所指出:“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些重要问题上,某种共识已经在大多数专业历史学者中间出现。”(88)确实,由于修正学派掀起了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争论并在争论中扮演了中心角色,进步学派和专业历史学家也为反对修正学派的观点作出了空前的努力。结果,驳斥和反对修正学派的共同努力促使进步学派及各国专业历史学家产生了某种共识。虽然各国历史学家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死亡总人数、日本政府和裕仁天皇的责任、南京惨案的起因等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但除了少数日本修正学派,他们大都同意南京事件是一次大屠杀。而且,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南京大屠杀实际代表了日军后来更多的战争虐行的模式。一份于1944年3月签署的、属于第三十六师团第224步兵团第三营营部的手写文件记载着如下命令:“本师团司令的政策是杀死所有敌人,但他们必须首先被遣送到团部,然后在团部采取适当的措施。军官和非受命的军官不得私自从处死敌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第二十师团司令青木重诚在1943年5月10日发出的“关于第二十师团理智职责的规定”中命令道:“除特例之外,战俘不可在现场处理。”明确示明所荐处置方法并将他们撤往后方。(89)由上海第五特种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月冈寅重给第二分队长山田的口令或许代表了日军指挥官在处理战俘上的总体政策或想法:

  要尽一切努力利用可以被利用的俘虏。

  在当前情况下,没有必要特意努力去增加我们俘虏的数量(暗示杀死不可再利用的俘虏——作者注)。

  在处理俘虏方面不应有任何犹豫,那些表现出仇恨态度的,就杀掉;那些没有仇恨态度的,就根据你们相信是符合帝国意愿的方法而相应处置……

  那些显示出对我们敌意的要严厉杀戮,毫不留情……(90)

  在阅读以上那些日军命令时,我们可以看到,战时日军军官要么把战俘当作苦力来为他们的战争服务,要么就把他们杀了。他们故意把杀害战俘的命令写得含蓄却能清楚地显示他们已下达允许杀死俘虏的命令。日军缺乏人权的基本概念也可以被他们怎样对待自己的士兵和平民所证实。前面所提到的莱平报告发现,“1943年1 月日军企图从新几内亚的布干维尔岛区域撤退时,抛弃自己士兵以力图保证他们个人安全成了日本军官的通常做法”。在所罗门战役中,日军多次“狠心抛弃伤病员”。在中国的战役中,“有许多日本战犯在中国医院被治愈”,但当他们返回时,一位日军代表召见他们并递给他们一把手枪,叫他们自杀。(91)“在少数情况下”,“可以在日军大锅和一些火堆里”找到从澳大利亚伤残者和美国死亡士兵身上割下来的肉。(92)

  上述在海外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里出现的新现象、新趋势虽然令人鼓舞,但如何对南京大屠杀史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仍然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要在历史学家中间建立起一个像杨大庆所建议的“历史探索的共同框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Kitamura Minoru, The Politics of Nanjing: An Impartial Investigation, Trans. Hal Gol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7.

  ②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19, and 24, 1937, January 9, 1938;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7, 18, and 25, 1937; The Chicago Daily News, December 15, 17 and 18, 1937; The News (Seattle), January 10, 1938; The Sun, December 15, 1937; The Daily Mail, December 15, 1937; The Times Weekly Edition (London), January 23, 1938; London Times, December 18 and 20, 1937; The Natal Mercury, January 29, 1938;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February 7, 1938;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February 11, 1938; The 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 January 28, 1938;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December 25, 1937;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December 25, 1937, March 16, 1938; The People's Tribune (Hong Kong), December 26, 1937; Chinese Weekly Review, April 23, 1938;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December 23, 24, and 25, 1937; The China Press (Shanghai), December 25, 1937; The North China Herald, December 29, 1937; The China Critic (Shanghai), December 30, 1937;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December 31, 1937; Xinbao (Jakarta), December 27, 1937, etc..

  ③Harold John Timperley,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New York: Modern Age Books, 1938;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 A Documentary Record,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38; Lewis S. C. Smythe, 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 Urban and Rural Surveys, Shanghai: Mercury Press, 1938.

  ④Stars & Stripes, Japanese version, November 18, 1945, Numerical Case Files Relating to Particular Incidents and Suspected War Criminals, 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 1945-1947, Entry 319 of Preliminary Inventory NM-ii, Records Group 331, Records of the Allied Operational and Occupation Headquarters, World War II, The National Archives II, Maryland, U. S. A..

  ⑤Yang Daq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Studies of Japanese War Crimes: An Interim Assessment,” in Edward Drea, et al, eds., Researching Japanese War Crimes: Introductory Essays, Washington, D. C.: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Nazi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Records Interageney Working Group, 2006.

  ⑥ 例子之一,就是《活着的士兵》,这是令人尊敬的小说家石川达三在1938年对南京大屠杀的生动和详细描写。南京沦陷后,日本著名杂志《中央公论》派遣石川达三到南京采访,以构写一部关于南京战役的小说。《活着的士兵》虽然是虚构的小说,但它是依据石川达三对战争暴行的第一手调查而写成的,包括军事妓院和性奴、斩首中国嫌疑游击队员以及大规模屠杀中国战俘。See Takashi Yoshida,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History and Memory in Jap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8-21, 189.

  ⑦Yang Daq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Reflection on Historical Inquiry,” in Joshua A. Fogel, 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56-157.

  ⑧Takashi Yoshida,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pp. 22-23.

  ⑨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8, pp. 147-148.

  ⑩Yang Daq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Reflection on Historical Inquiry,” pp. 156-157.

  (11)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pp. 149-153.日本的媒体“强调中国的士兵和游击队员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无辜的日本平民”以及“中国人非法枪击对日本人造成的死伤”,并详细描述“中国人掠夺和损坏日本社区,以及杀害妇女、孩童和婴儿”。See 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in Joshua A. Fogel, 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p. 12.

  (12)其他的标题如“目睹日人刺杀香港俘虏”、“日人在香港暴行”、“中国人罗列的许多暴行”等等。See Coronet, September 1942; The Daily Telegraph, October 13, 1943, July 7, 1944; The United Press, December 5, 1943;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1944; PM, January 31, 1944; The Spectator, February 4, 1944;The Birmingham Post, February I, 1944; The New Leader, February 19, 1944. See Eugene D. Williams, Special Assistant to Chief of Counsel,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Prosecution Case,” RG331, Microfilm Publication M 1663, Roll 1, “Newspaper Clippings Relating to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Atrociti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II, Maryland, U. S. A..

  (13)See Evening Standard, May 21, 1943; Chinese News Service, September 1943; The Daily Telegraph, October 12, 1943; The Times, February 1 & 3, 1944; Daily Herald, February 4, 1944; Evening Standard, February 12, 1944; The Evening News, May 17, 1944 (The name and date of the newspaper are unavailable for this clip); The Daily Mail, July 6-7, 1944; Evening Standard (The date of the newspaper is unavailable); The Times, March 5, 1945;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April 4, 1945; Reynolds News, April 15, 1945; The Times, April 25, 1945;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May 30, 1945; The Evening News, June 26, 1945; The Times, July 2, 1945, in the file of Eugene D. Williams, Special Assistant to Chief of Counsel,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Prosecution Case.”

  (14)Takashi Yoshida,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pp. 39-41.

  (15)See Eugene D. Williams, Special Assistant to Chief of Counsel,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Prosecution Case.”

  (16)1944 年1月25日呈递的莱平报告说,该情报的依据来自“誓言下的陈述或官方公报、官方联络文、截获的文件或军事情报处的资料”、记者报道和目击者。See Edward C. Lapping, “Japan's War of Terror: The Official Story of Barbarism That Exposes the Sham of Bushido,” L-489, “Lapping Report,” ST-3, JAGO-War Crimes-Asiatic Section (PI), Philippines, Box 88, p. 1; RG 15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Judge Advocate General (Army), War Crimes Branch, JAG Law Library, 1944-1949, The National Archives II, Maryland, U. S. A..

  (17)(18)莱平报告说,“按保守的估计,10000多中国人被日军从难民区里抓出来杀了……”“‘据估计,在占领南京后的三四天里,日本人强暴了2000到3000名妇女和女孩’……许多强暴的案子是从不提及的;成百上千的上层妇女和姑娘因为羞辱和痛苦而沉默”。莱平报告从一位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那里得知,“有一位可怜的妇女被强暴了37次。另一个在被强暴时,她的五个月大的婴儿因为哭泣,被那正在作恶的野兽窒息至死”。Ibid., pp.14,18.

  (19)London Times, February 1, 1944, in Eugene D. Williams, Special Assistant to Chief of Counsel,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Prosecution Case.”

  (20)Memorandu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hiefs of Staff,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Publication of Verified Japanese Atrocity Stories,” January 19, 1944; Memorandum by the Joint Staff Planners, “Joint Chiefs of Staff: Publication or Circulation of Stories Regarding Japanese Atrocities,” January 13, 1944; Memorandum from the Chief of Staff, U. S. Army, “Joint Chiefs of Staff: Japanese Atrocities-Report of/by Escaped Prisoners,” October 12, 1943; “War Department: Outgoing Message,” October 5, 1943; Memorandum from the Chief of Staff, U. S. Army, “Joint Chiefs of Staff: Japanese Atrocities-Report of/by Escaped Prisoners,” September 17, 1943; Franklin D. Roosevelt,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War and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Japanese Atrocities-Report of/by Escaped Prisoners,” September 9, 1943. RG218, Records of the U. S. Joint Chiefs of Staff, Geographic Files, 1942-1945,000.73 Japan (5-16-45), Box No. 111, “Japanese Atrocities Reports of / by Escaped Prisoners,” The National Archives II, Maryland, U. S. A..

  (21)From Mr. Plitt of Special War Problems Division to General Holmes and Mr. Acheson, July 6, 1945, with Enclosed Newspaper Clip by James R. Yong, “Jap General, 150 Other Nips Now Living in Luxury at Alleghany Resort Hotel,” September 8, from New York; LM 137, Reel No. 13, Record of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 S, and Japan, 1945-1949, Decimal File, 711 Fil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II, Maryland, U. S. A..

  (22)Mark Eykholt, “Aggression, Victimization,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oshua A. Fogel, 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pp. 18-21.

  (23) 陈安吉:《“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历史回顾和今后的任务》,参见陈安吉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89-18、367-460页;Iris Chang, Tn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o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pp. 170-172.

  (24)“Memorandum: Comments of the Embassy at Moscow on the Policy and Information Statement Concerning Japan, June 1, 1946,” 711. 94/8-1046, LM 137, Reel No. 13, Record of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 S. and Japan, 1945-1949, Decimal File, 711 Fil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II, Maryland, U. S. A..

  (25)American Embassy, Nanking, “Policy and Information Statement Regarding Japan, August 20, 1946,”711.94/8-2046, LM 137, Reel No. 13, Record of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 S. and Japan, 1945-1949, Decimal File, 711 Fil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II, Maryland, U. S. A..

  (26)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p. 75-78.

  (27)Duane Hennessy, “Army Drops Plans to Try 20 More Top Japan War-Leaders,” Stars & Stripes (Tokyo-Yokohama), Japan Edition, February 15, 1948, Reel No. 7, “Atrocities Committed against Chinese Laborers and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s of Major Japanese War Criminal. s,” M1722, Records Pertaining to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Conduct of Japanese War Crimes Trials, The National Archives II, Maryland, U. S. A..

  (28)Staff Message Center, Department of the Army: Outgoing Classified Message, from General Royal to MacArthur, September 17, 1948,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of the Legal Advisor Relating to War Crimes [Lot File No. 61 D33], Records Relating to Japanese War Crimes, 1943-1960, Box 23, Folder “War Crimes——Far East (Minor), Army Cabl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II, Maryland, U. S. A..

  (29)Ibid., Folders 2 and 3 “Staff Message Center, Department of the Army: Incoming Clear Message, from CINCFE Tokyo Japan to Dept. of the Army for CSUSA Washington, D. C., December 27, 1948,” Folder “War Crimes-Far East (Minor), Army Cabl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I1, Maryland, U. S. A..

  (30)Walter S. Robertson, “Our Japan Policy: Need for a Reappraisal and Certain Immediate Actions,”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of the Logal Advisor Relating to War Crimes [Lot File No. 61 D33], Records Relating to Japanese War Crimes, 1943-1960, Box 23, Folder 1 “Japanese War Criminals-Disposition, 1954-1957,” The National Archives II, Maryland, U. S. A..

  (31)George Hicks, Japan's War Memories: Amnesia or Concealment? Brookfield, VM: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 14.

  (32)See Takashi Yoshida,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pp. 51-52.

  (33)See Yang Daqing, “The Malleable and the Contes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Postwar China and Japan,” in T. Fujitani, Geoffrey M. White and Lisa Yoneyama, eds., Perilous Memories: The Asia-Pacific War(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6-57, 80.

  (34)Takashi Yoshida,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p. 59.

  (35)(36)See 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 77.

  (37)Philip R. Piccigallo, The Japanese on Trial: Allied War Crimes Operations in the East, 1945-1951 ,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9.

  (38)David Bergamini,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71.

  (39) 以下学者对《日本皇室的阴谋》一书有书评。Okamoto Shumpe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1, no. 2, Feb. 1972, pp. 414-416; Richard Storry, Pacific Affairs, vol. 45, no. 2, Summer 1972, pp. 272-276; Alvin Coox,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4, Oct. 1972, pp. 1169-1170; Malcolm Kennedy,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8, no. 2, Apr. 1972, pp. 367-368.

  (40)Yang Daqing, “The Malleable and the Contes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Postwar China and Japan,”pp. 57-58.

  (41)See 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p. 81-87.

  (42)洞富雄:《南京大屠杀》,毛良鸿、朱阿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03页。

  (43)See 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p. 81-84;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pp. 84-87, 238.

  (44)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p. 81 83.

  (45)Takashi Yoshida,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p. 87.

  (46)See 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p. 78-83, 87, 243;安吉:《“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历史回顾和今后的任务》,第11页;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pp. 211-212.

  (47)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p. 83-89;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pp. 89-93; Yang Daqing, “The Malleable and the Contes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Postwar China and Japan,” pp. 62-63.

  (48)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 87.

  (49)See 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 96.

  (50) 田中正明(Tanaka Masaaki):《〈南京虐殺〉の虚耩》,東京:日本教本社,1984年;《南京事件の総括:虐殺否定15の論拠》,東京:健康社,1987年。田中正明声称,所谓的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和中国政府的虚构和宣传(参见田中正明:《〈南京虐殺〉の虚構》,第17-18頁)。

  (51)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p. 85-94.

  (52)参见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53)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 88.

  (54)洞富雄:《日中戰爭:南京大虐殺事件資料集》第1巻、《極東國際軍事裁判關係资料編》第2卷,《英文資料編》,東京:青木書店,1985年。

  (55) 洞富雄:《南京大虐殺の証明》,東京:朝日新聞社,1986年。确实,田中正明完全从犯罪者的观念立论,并利用选择性的个案来代表大屠杀的整个画面。正如杨大庆及其他历史学家指出的,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大都以松井石根战时日记为根据,而该日记被发现有九百多处错误,所以田中正明的书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因为“那些觉得自己有罪的倾向于保持沉默,而那些认为自己无辜的就说出来”。See Yang Daq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Reflection on Historical Enquiry,” pp. 156-157; “The Malleable and the Contes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Postwar China and Japan,” p. 64; 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p. 89-90.

  (56)洞富雄:《決定版:南京大虐殺》、《南京大虐殺の証明》;姬田光義等:《証言南京大虐殺——戰争とは何か》,東京:青木書店,1987年;下里正樹:《隐された連隊史》,東京:青木書店,1987年;《隐きれ連隊史続》,東京:青木書店,1988年;藤原彰、本多勝一、洞富雄:《南京事件を考ぇる》,東京:大月書店,1987年;洞富雄、藤原彰、本多勝一:《南京大虐殺の現埸へ》,東京:朝日新聞社,1988年;阿羅健一:《聞き書南京事件》,東京:図書出版社,1987年;東史郎:《ゎが南京プラト一ソ——召集兵の体験レた南京大虐殺》,東京:青木書店,1987年。

  (57)曾根一雄:《私記南京虐殺——戦史に載らなぃ戦争の話レ》,東京:彩流社,1984年;《続私記南京虐殺》,東京:彩流社,1984年;《南京虐殺と戦争》,東京:彩流社,1988年。

  (58)山本武:《一兵士の従軍記録》,東京:安田書店,1985年。

  (59) 東史郎:《ゎが南京プラト一ソ》, See 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p. 85-94, 189-226; Yang Daqing, “The Malleable and the Contes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Postwar China and Japan,” p. 83.

  (60)Yang Daqing, “The Malleable and the Contes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Postwar China and Japan,” p. 65.

  (61)See 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p. 189-226; Yang Daqing, “The Malleable and the Contes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Postwar China and Japan,” pp. 83,421.

  (62)Yang Daqing, “The Malleable and the Contes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Postwar China and Japan,”pp. 65-66, 83.

  (63)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p. 97-99;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pp. 141-144, 151-152.

  (64)See 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p. 97-99;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pp. 143-144, 151-152.

  (65)参见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第5-7页。

  (66)Yang Daq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Reflection on Historical Enquiry,” pp. 146-147.

  (67)See Takashi Yoshida,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pp. 150, 228.

  (68)松村後夫:《〈南京虐殺〉への大疑問——大虐殺外國資料を徹底分析すゐ》,東京:展転社,1998年。

  (69)See Takashi Yoshida, The Making ofthe “Rape of Nanking”, pp. 145-148, 176, 227, 251-253.

  (70)例如,Yamamoto Masahiro, Nanking: Anatomy of an Atrocity, 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Higashinakano K4U106.jpg(Osamichi), The Nanking Massacre: Fact versus Fiction: A Historian's Quest for the Truth, Tokyo: Sekai Shuppan, 2005; Kitamura Minoru, The Politics of Nanjing: An Impartial Investigation.北村稔自称是一个“中间派修正学派”,但他的观点似乎是为日军辩护,所以我把他归为修正学派。

  (71)Takashi Yoshida,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pp. 132-151.

  (72) 这些书包括,南京大虐殺の真相を明らかにする全國連絡会編:《南京大虐殺——日本人への告発》,大阪:東方出版社,1992年;南京事件?{査研究会:《南京事件資料集》第1巻,アメリカ関係資料編,東京:青木書店,1992年;洞富雄、藤原彰、本多勝一:《南京大屠殺研究》,東京:晩声社,1992 年;瀧谷次郎:《目撃者の南京事件——発見されたマギ―牧師の日記》,東京:三幸?社,1992年;津田道夫:《南京大虐殺と日本人の精神構造》,東京:社会評論社,1995年;小野賢二、藤原彰、本多勝一:《南京大虐殺を記録した皇軍兵士たち》,東京:大月書店,1996年;藤原形:《南京事件をどう見るか——日/中/米研究者による検証》,東京:青木書店,1998年。

  (73)See 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p. 102-103.

  (74) 笠原十九司:《南京難民区の百日——虐殺を見た外國人》,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南京事件》,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南京事件と三光作戦 ——未来に生かす戦争の記憶》,東京:大月書店,1999年。《南京安全区一百天》把中国幸存者和外国见证人的口述史有日本士兵的日记和加忆录并列起来,对南京大屠杀期间老百姓的真实生活进行了描述。根据他15年对多种原始资料的研究,笠原十九司估计在南京事件中大约20多万中国人在大屠杀中丧生。

  (75)See 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pp. 102-103, 145, 226,240;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pp. 150, 227.在《天皇の軍隊の特質——残虐行為の歴史的背景》(日本の戦爭責任資料センタ一:《季刊戦爭責任研究》,1995年第8號)一文中,Kōketsu Atsushi支持藤原彰的理论并指出,日军的犯罪行力并非偶然,而是他们长期受严厉军纪和处罚的压制、民族主义教条和绝对服从命令之教育灌输而造成的后果。

  (76)松岡環:《南京戦·閉ざされた記憶を尋ねて:元兵士102人の証言》,東京:社会評論社,2002年8月;《南京戦·切りさかれた受難者の魂:被害者120人の証言》,東京:社会評論社,2003年8月。

  (77)Timothy Brook, ed., Documents on the Rape of Nanking,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The Tokyo Judgment and the Rape of Nank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0, no. 3, 2001, pp. 673-700; Yang Daqing, “Atrocities in Nanjing: Searching for Explanations,” in Diana Larry and Stephen MacKinnon, eds. , Scars of War: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 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1; Joshua A. Fogel, 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The Nanking 100 Man Killing Contest Debate: War Guilt amid Fabricated Illusions, 1971-75,”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 26, no. 2,2000, pp. 307-340; “The Nanking Massacre: Now You See It… ,”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56, no. 4, winter 2001, pp. 521-544; The Nanking Atrocity, 1937-38: Complicating the Pictur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7; Hua-Ling Hu, American Goddess at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Courage of Minnie Vautrin,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0; David Askew, “The Nanjing Incident: An Examination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Sino-Japanese Studies, vol. 13, no. 2, March 2001, pp. 2-20; “The Nanjing Incident: Recent Research and Trends,”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Studies, April 4, 2002; “The Contested Past: History and Semantics in the Nanjing Debate,” Ritsumeik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 2004, pp. 63-78; Judge Dan Winn and General Raymond Davis, The Super Holocaust (in China)——Remember: 9/18 and the Rape of Nanking, Bloomington, IN: Author House, 2005; Takashi Yoshida, The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Edward Drea, et al, eds., Researching Japanese War Crimes: Introductory Essays;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ed., The Nanking Atrocity, 1937-38: Complicating the Picture.

  (78)Fei Fei Li, Robert Sabella and David Liu, eds., Nanking 1937: Memory and Healing,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79)George Hicks, Japan's War Memories: Amnesia or Concealment?

  (80)Martha Lund Smalley, ed., 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1937-1938, New Haven, CT: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1997.

  (81) 似乎杨大庆和吉田俊认为,使张纯如失去在她《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日文版中纠正该书事实性错误的机会,是她对改正错误的拒绝,而非日本右翼分子的压力。See Yang Daqing, “Challenges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Historians and the Nanjing Atrocity,” SAIS Review, vol. 19, no. 2, pp. 133-147, Summer/Fall, 1999, p. 8, note 2; Takashi Yoshida,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pp.171-176.然而,笔者记得,在1997年11月21-22日参加“普林斯顿大学南京1937会议”期间,本人与张纯如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张对本人解释说,她没想出日文版是因为日本出版商要她修改基本观点。张纯如现在已经不在人世,关于此事的真相可能将永远是个谜。但是,本人无法理解的是:假如张纯如书中的错误显而易见,为什么张要拒绝利用其书再版的机会自然而然地纠正错误?出版商会不会提出了比纠正那些错误更多的要求?事实上,虽然张错误地依赖戴维德·贝尔加米尼的《日本皇室的阴谋》中所引用的资料,但她对松井石根和日本裕仁天皇所作的最后评论是极谨慎的。她说:“因为缺乏有关的文献,松井石根对南京罪行的责任仍是一个进一步研究和辩论的主题”(p.174),“因为缺乏一手资料,裕仁天皇在南京大屠杀中的作用”仍然是 “个有争议的议题”(p.177)。至于谁应该对南京大屠杀负责,张在后记中清楚地说,“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与其说是危险民众的产物,还不如说是在一个脆弱的文化和危险的时代里,一个危险政府的产物……”(p.220)

  (82)Staff Report, “House Passes Japan Sex Slaves Resolution,” Asian Week, August 3, 2007.

  (83)China View, November 9, 2007; Agence France Presse, November 28, 2007; China View, December 14, 2007; Amnesty International, December 14, 2007.

  (84)The Manila Times, August 4, 2007.

  (85) 吉本荣在《南京大虐殺の大嘘》(東京:東京図書出版社,2001年)中,利用柏杨和黄文雄批评中国人陋习的书籍,证明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目前,中国人几乎从不遵循国际条约并有说谎的精神构造,所以南京事件是个谎言。富泽繁信在《南京事件の核心》(東京:展転社,2003年)一书中,认定南京事件是因为中国政府嫉妒日本的经济成就而采取的政治手段。为了提高中国人的向心力、实现他们的外交目标,中国政府就利用南京事件谴责日本,达到其宣传目的。富泽繁信还在他另一著作《“南京事件”発展史》(東京:展転社,2007年)中指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在四个阶段上因为不同的政治动机和利益而被政治化了。在《南京事件——國民党極秘文書から読み解く》(東京:草思社,2006年),东中野修道则试图通过调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及其最高机密文件“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指导”来显示南京大屠杀并没有发生。他还在《再現南京戰》(東京:草思社,2007年)一书中,进一步否定了大屠杀。东中野修道进一步在《南京“事件”研究の最前線》(東京:展転社,2007年)一书中,把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议划分成两类:一派认为南京事件是总共死了约4万人的偶然事件,另一派则认定南京事件是一场总共杀害了约20万人的有策划的大屠杀。利用日本军官、士兵和记者的见证报告以及上述提到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他再次坚持南京事件是战时宣传的产物。

  (86)五十岚善之亟在《南京事件の真実(決定版)(東京:文藝社,2000年)中得出结论说,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在25万左右。因为在内战期间很难收集证据,所以中国南京政府在东京审判初期没有提到该暴行,而且蒋介石想遵循中国的传统方法以恕释仇。他批评了那种“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的军方观点,并指出,中国军方提供了确凿的照片证据,这些照片在日本也被找到了。日本记者和老兵因为军方的压力,并没有说出他们所经历的、所看到的。山田要一在其《歷史改さん派の新意匠——北村稔〈“南京事件”の探求〉の実像》(《人榷と教育增刊號》通卷 341號,社會評論社2002年5月5號)一文中,批评北村稔的著作看起来客观、实际上却政治化了,它把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弄得似乎无需证明。山田要一还在《“南京大虐殺”問题に対する逆流——“國が燃ぇる”事件にょせる》(《人榷と教育》第 42號,社會評論社2005年5月)一文中指出,集英社《青年躍進週刊》因发表漫画家本宫宏志的《国家在燃烧》而关闭,本宫宏志也因此而遭受折磨,但除了一两个媒体机构以外,大多数媒体却保持沉默,这一事实显示了反动势力的崛起。笠原十九司在《南京事件と日本人——戦爭の記憶さめぐ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ダロ一バリズム》(東京:柏書房,2002年)一书中,分析了一个日本市民如何在战争中变成战争罪犯,并描述了日本军事结构导致有组织罪行的三种特点:忽略士兵生命、强调绝对服从的“奴隶军队”;区分使用“原则上的/条理上的”和“实际上的/现实上的”的日本精神构造(陆军刑法上的罚则只是条文上的东西);利用性作为安慰士兵的麻醉剂、利用女性的牺牲来维持军队的秩序和战斗力。笠原十九司还比较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对战争经历的不同记忆,并敦促进行像2001年曾经举行的国际对话,发展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人类历史观。在他另一著作《體驗者27人が語る南京事件——虐殺の“その時”とその後の人生》(東京:高文研,2006年)中,笠原十九司把南京大屠杀研究发展的理由进行了概括和解释,并把这一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战后到1980年代,迟缓发展时期;从 1980年代到1990年代,起步发展时期;从1990年代至今,积极活跃时期。此外,笠原十九司和吉田裕一起编辑了第三本书《现代歷史學と南京事件》(東京:柏書房,2006年)。该书收集了八篇论文,分别分析了涉及南京事件的国际法、国民党对日本战犯政策的演变、东京审判、二战前日本的“慰安妇”历史、“慰安妇”的组织与操纵、国民党政府的宣传处、日本忘却南京大屠杀的理由与战后模式,等等。藤原彰在《天皇の軍隊と日中戦爭》(東京:大月書店,2006年)一书中,追溯了日军的发展及其特点。他认为,忽略人权、漠视生命、蔑视他国国民、迅速扩张而导致军纪崩溃是天皇军队的特色。早在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派发的《对支那軍戦斗法研究》就提及,中国俘虏不需要像其他国家俘虏那样来对待,杀害不成问题。日本陆军次官对驻支那军参谋长发出的通牒,显示战事战时关系法不适用。在《偽りの近代からくる不安さ克服するために》(田中利幸編:《戦爭犯罪の構造——日本軍はなぜ民間人を殺したのか》,東京:大月書店,2007年)一文中,野田正明认为,除了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和南太平洋群岛的虐行以外,所有日军犯下的战争罪行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犯罪,它们是由历史、文化和心理的因素所导致的,即:从西欧列强面前的自卑到中国面前自大妄想的心理机制;自中世内战和武士道开始的不重视设兵站从而导致掠夺的习惯;把思想单纯分化成为正当化的正义和邪恶;军中上下级间没有双向对话、从而导致少数领导者的独断和多数人的顺从;军中弱者对暴力的恐惧转化成对侵略地弱者的暴力;日本职业军人被培养出来的性格特征:执著、对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狂信、严守对自己高评价的旧秩序等等。在秦郁彦等著的《昭和の戦争—— 保坂正康対論集》(東京:朝日新聞社,2007年)中,半藤一利、伊藤桂一、户部良一、角田房子和秦郁彦讨论了导致南京大屠杀的因素。他们认为,在南京的虐杀是冲动性的、局部性的和非组织性的,那不是对特定民族进行的抹杀计划。从传统来说,日军不重视军队的补给是虐杀事件的原因之一。另外,指挥官奖励掠夺强奸的行为、对国际法认识的贫乏、投降阶段中国将领(唐生智)的责任、中国军队和近代军队的差距、中国军队对待日军俘虏引起的日军报复心等,都是造成虐杀的原因。

  自从21世纪以来,进步学派和修正学派都出版了更多的论著。如,富沢繁信:《〈南京安全地帶の記録〉完訳と研究》,東京:展転社,2004年;竹本忠雄、大原康男:《再審“南京大虐殺”——世界に訴える日本の冤罪》,東京:明成社,2000年;松尾一郎:《プロパガンダ戦“南京事件”——秘録写真で見る“南京大虐殺”の真実》,東京:潮書房,2004年;東中野修道、小林進、福永二郎:《南京事件“証拠写真”を検証する》,東京:草思社,2007年;東中野修道:《南京 “百人切り競争”の真実》,東京:Wac株式会社,2007年。

  (87)关于英文翻译的日文论著,请见前文注释。关于美国学者在日本发表的论著,参见卜正民(Timothy Brook):《東京裁判判決と南京大虐殺》,《年報日本現代史》2005年第10号,現代史料出版;楊大庆:《南京残虐事件——原因論の考察》,倉沢愛子等編:《戦争の諸相》,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戴维·阿斯科(David Askew):《やはり南京(30万)虐殺は“政治的数字”だった》,《諸君!》第39巻第4号,文芸春秋,2007年4月;《南京アトロシティ研究の現状と動向——グロ一バルな議論の諸相》,《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18巻3号,立命館大学国際言語文化研究所,2007年2月。

  (88)Yang Daqing,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Recent Historical Writings on the Rape of Nanjing,”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4, no.3, 1999, p.859.

  (89)“Extract from ATIS Information Bulletin SWPA,” Documents 549, Extract from 51-0-7, pp. 24, 25. M1722, Reel No. 7, Records Pertaining to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Conduct of Japanese War Crimes Trials, “Atrocities Committed against Chinese Laborers and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s of Major Japanese War Criminals,” The National Archives II, Maryland, U. S. A..

  (90)“Extract from ATIS Information Bulletin SWPA,” Documents 559, No. 10, Dated April 29, 1944, p.73. The File Was Dated May 1942-January 1943. M1722, Reel No. 7, ibid.

  (91)Lapping Report, op. cit., pp. 228-230.

  (92)“A Report on Japanese Atrocities and Breaches of the Rules of Warfare,”from Commissioner the Honorable Sir William Flood Webb Kt. to the High Honorable H. V. Evatt, K. C., M. P., LL. D., Attorney-General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March 15, 1944. Microfilm Publication, M1663, Roll Number 66, RG 331, The National Archives II, Maryland, U. S. A.

上一篇:清王朝覆亡百年祭
下一篇:1957~1978年中共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曲折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