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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发布时间:2011/11/30作者:马卫东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5

摘要:在治世和盛世的缔造中,确实存在着一条重要的规律: 统治集团强烈的忧患意识、全面的惠民国策和完善的吏治建设,构成了“治国兴邦”的完整链条。三个环节的传递运动,是缔造治世与盛世文明的必由之路。


 

  [摘 要]“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和 “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三大治世。三大治世的形成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 盛极一时的殷商、大秦和强隋的覆灭,使西周、西汉和大唐初期的统治者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忧患意识的作用下,三个王朝初期的统治者自觉地以前朝兴亡为借鉴,全面实施以惠民政策为核心的基本国策,高度重视以勤政廉洁为准则的吏治建设,从而造就了三大治世的辉煌成就。而西周礼乐、“汉武盛世”和 “开元盛世”则是由三大治世孕育而来的文明景观。三大治世历史成因的一致性,显示了治世缔造和盛世形成的过程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规律。

  [关键词] 中国古代; 治世; 盛世; 忧患意识; 惠民国策; 吏治建设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周秦至明清,相继有十个统一的王朝。其间,王朝治世和盛世的出现,作为历史画卷中的亮点,历来备受人们的关注。人们谈论的中国古代治世当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应是 “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和 “贞观之治”。而西周文明、 “汉武盛世”和 “开元盛世”,则是三大治世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西周、西汉、大唐三个王朝文明的成就与影响,是辉煌而久远的。西周礼乐,汉族、汉人、汉语、汉字、汉学和唐人、唐服、海外唐人街,即是西周、西汉、大唐文明流传至今并得到世人认同的文化符号。因此,探讨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应是一个颇具意义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是西周、西汉和大唐初年的统治集团,以民族忧患意识为治国兴邦的理论武器,制定并推行惠民国策,高度重视吏治建设,从而造就了 “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和 “贞观之治”三个辉煌的治世。三大治世历史成因的一致性,显示了治世缔造和盛世形成的过程,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规律。

  一、以前朝兴亡为借鉴的忧患意识是 “三朝”治国兴邦的理论武器

  忧患意识,即以戒惧之心对待现实和未来的一种自觉意图,其适用范畴颇为宽泛。本文所言的忧患意识,特指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统治者以前朝兴亡为借鉴,忧虑国家的前途、体恤百姓的疾苦、担心官吏的堕落,时刻在戒惧忧虑中寻找兴邦之路的一种理性认识。纵观历代统一王朝,其建国之初,大多面临着不同的内忧外患; 其创建者,又无不希望政权长久传承。然而,能否兴邦并享国久远,其情形则大不相同。西周、西汉和大唐,之所以能够战胜困难、缔造出三大治世,且国运长达数百年,与三朝创建者以史为鉴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周初,尽管取得了灭商斗争的胜利,但内有分裂势力怀抱野心,外有殷商残余不忘复辟,周王室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十分严重。克商后二年,武王染病去世。成王年幼继位,管、蔡乘机联合武庚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新王朝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面对严峻的形势,周初的统治者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武王克商后,“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寝”,周公 “问害不寝”,武王曰: “我未定天保,何寝能欲?”[1]《度邑》,471平息管蔡之乱后,周公思考王朝的前途, “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2]《离娄下》,2727前朝的顷刻覆亡与现实的忧患,使周初统治者深自戒惧,如何避免重蹈前朝的覆辙并实现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成为摆在其面前十分尖锐的课题。周公清醒地知道: 周本是西方的一个 “小国”[3]《多士》,219,是趁着殷纣王的荒淫,特别是殷纣王讨伐东夷而导致的实力大损,联合 “友邦”[3]《牧誓》,183才得以战胜 “大国殷”。[3]《召诰》,212为此,他反复告诫成王及后继者: “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鉴,抚于时”[3]《酒诰》,207,“监于殷丧大否”[3]《君奭》,225,“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3]《召诰》,213,“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4]《大雅·荡》,554正是从总结夏殷兴亡之鉴中,周公找到了治国安邦的理论武器。

  汉初,接秦之弊,“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5]《平准书》,1417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除了经济的凋敝不堪,地方割据势力是汉初的又一隐患。汉高祖消灭了异姓王,却在异姓王的旧土上分封同姓王。文帝时,同姓王的势力膨胀,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6]《大都》,43景帝时,王国与中央之间的矛盾爆发,以吴王刘濞为首的诸侯王发动了 “七国之乱”。此外,匈奴不断侵犯边境,掠杀吏民,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强秦的速亡与现实的危难,使汉初统治者不得不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汉高祖七年,刘邦见落成的未央宫过于壮丽,便责问丞相萧何: “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5]《高祖本纪》,385《大风歌》中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咏叹,更是表达了高祖对天下长治久安的期盼。文帝即位后,“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未尝一日忘于心”。[5]《孝文本纪》,431而文帝所器重的贾谊,亦不断提醒文帝居安思危,“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6]《数宁》,29在忧患意识的作用下,汉初君臣 “人人争言秦汉间事”,掀起了一场 “过秦”思潮。刘邦称帝后,即责令陆贾著“秦所以失天下”及 “古成败之国”,陆贾于是 “述存亡之征”,著成 《新语》, “高帝未尝不称善”。[5]《郦生陆贾列传》,2699贾谊在 《过秦论》中,对强盛一时的秦王朝的顷刻覆亡,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总结。“秦所以失天下”所引发的忧患意识, “古成败之国”的经验教训,成为汉初 “拨乱反正”的理论基石。

  唐初,国家经过隋末以来的战乱,经济凋敝,民户锐减。武德晚年,户口不足 300 万,约当隋盛之时的三分之一。贞观初年,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元年 ( 627 年) 六月, “山东大旱”。八月,关东、河南、陇右霜害秋稼。二年 ( 628 年) “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7]卷192,1289三年 ( 629 年) ,关内诸州旱,天下大水。黄河下游地区 “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8]《直谏》,58北方的东突厥经常犯边,更令唐朝政府不得安宁。面对内忧外患,唐太宗告诫大臣: “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8]《政体》,14为了避免重蹈亡隋覆辙,唐太宗提出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7]卷196,1318唐太宗的 “以古为镜”,首先是以隋亡为鉴,即 “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7]卷195,1306太宗指出:“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公卿贵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祸及其身,朕每念及于斯,未尝不忘寝辍食,所以师古作法,不敢任情。”[9]卷58,613此外,唐太宗还注意汲取其他王朝的经验教训,在 《金镜》中称自己 “游心前史”,“每至轩昊之无为,唐虞之至治,未尝不留连赞咏,不能已已。及至夏殷末世,秦汉暴君,使人懔懔然,兢惧如履薄然”。历代王朝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成为唐初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恩格斯曾指出: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0]247西周、西汉与大唐初期的统治者,其 “自觉意图”和 “预期目的”,即战胜困难并实现兴邦。而前朝顷刻覆灭的巨大冲击与本朝面临的严重内忧外患,促使三个王朝的创建者认识到: 只有以史为鉴,认真吸取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以前朝兴亡为借鉴的忧患意识,成为三个王朝实现兴邦这一 “意图”和 “目的”的理论武器。事实表明,西周、西汉与大唐初期以史为鉴的忧患思潮,是其统治者清醒认识社会矛盾、正确制定治国方略、自觉进行吏治建设的精神动力。没有这一原动力,“治国兴邦”三个环节的传递运动,就根本无法启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忧患意识构成了 “治国兴邦”的首要环节,是三个王朝从困境中崛起的必备前提。

  二、以惠民政策为核心的基本国策是 “三朝”成就治世的关键所在

  作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首要环节,忧患意识为治国兴邦提供了理论武器。然而,治国理论本身,并不能与兴邦的绩效径直对接,而是要通过基本国策这一环节的传递,才能转化为实现兴邦的物质力量。其中,以惠民政策为核心内容的基本国策,其制定、贯彻与实行,便成为治国兴邦的关键所在。

  周初,统治者从夏殷之鉴中认识到,民心的向背,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存亡。周人汲取历史教训,提出 “保民”思想。 “保民”在 《尚书》周诰中屡见不鲜,如 《康诰》的 “用保乂民”、“用康保民”, 《无逸》的 “怀保小民”等等。而 “保民”的主要内容,则是 “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3]《无逸》,221、“惠鲜鳏寡”[3]《无逸》,222,即体恤百姓疾苦、救助生活上无有依靠的人。在 “保民”理论的指导下,周初制定了明德慎罚、轻徭薄赋、保息养民等惠民政策。 《康诰》: “敬明乃罚”、 “用其义刑义杀”。 《酒诰》: “勿庸杀之,姑惟教之。” 《国语·周语中》:“周制有之曰: ‘民无悬耜,野无奥草。不夺民时,不蔑民功。’”上述惠民政策的实施,使周初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收到了国富民宁的良好成效。《诗经·甫田》描述当时农业丰收的景象: “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史记·周本纪》说: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6]《无蓄》,164,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为此,汉初制定了以约法省禁、轻徭薄赋为基本内容的惠民国策。汉高祖即位之初, “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11]《食货志》,1127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11]《食货志》,1135景帝时, “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11]《食货志》,1135文景之时,先后 “除肉刑”[5]《孝文本纪》,428、“除收帑诸相坐律令”[5]《孝文本纪》,419、“减笞法”[11]《景帝纪》,149,“欲令治狱者务先宽”。[11]《景帝纪》,150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武帝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5]《平准书》,1420而文景期间的法制改革也成效显著。《汉书·刑法志》: “及孝文即位……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

  唐初,唐太宗总结 “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8]《刑法》,214的教训,提出静民务农的基本国策。为保证 “不夺农时”,太宗主张 “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并在 《唐律疏议·擅兴律》规定: “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贞观二年 ( 628 年) ,关中蝗虫肆虐,唐太宗吞食蝗虫,说: “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 ”[7]卷192,1291为了储粮备荒,贞观二年 ( 628 年) ,太宗 “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每有饥谨则开仓赈给”[12]《食货志》,2123,以保障人民的生活。唐太宗亦重视兴修水利,据 《新唐书·地理志》,贞观年间全国各地兴修的河渠、池塘达二三十处之多。此外,太宗对刑法亦进行改革,“用法须务在宽简”。[8]《刑法》,208贞观年间修定的 《唐律》,比隋代的 《开皇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繁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记”。[12]《刑法志》,2138上述体恤百姓、不夺农时、轻徭薄赋、义仓备荒、兴修水利等方针政策的实施,使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通典》卷 7: “至 ( 贞观) 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辄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二钱。” 《新唐书·食货志》: “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而太宗的宽法轻刑,亦产生了积极的社会作用。《新唐书·魏征传》: “帝 ( 唐太宗) 即位四年,岁断死二十九,几至刑措。”

  马克思指出: “我们在亚洲一些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13]763西汉、西周、大唐初期的统治者,胸怀忧患意识,谨记前朝教训,心系天下苍生,制定并实施惠民政策,从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如果说忧患意识是治国兴邦的理论武器,那么将治国理论转化为现实力量、使其产生真正绩效的,则是以惠民政策为核心内容的基本国策。因此,惠民政策是治国兴邦的关键环节,是三个王朝从困境中崛起的共由之路。

  三、以勤政廉洁为准则的吏治建设是 “三朝”实现治世的根本保证

  作为关键环节,惠民政策为治国安邦找到了正确出路。然而,惠民国策本身,也不会与兴邦的绩效自动接合,而是需要通过吏治建设这一环节的保障,才能最终实现兴邦的预期目的。西周、西汉、大唐初期的惠民国策,之所以能够取得富国安民的良好效果,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吏治建设这一环节的根本保证。

  “吏治清明”的内涵,包括勤政与廉洁两个方面。勤政与廉洁,有其一致的一面; 但也有不一致的一面,即勤政者未必都廉洁,廉洁者未必皆勤政。唯有廉洁与勤政紧密结合,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吏治清明。西周、西汉和大唐初期的统治者,牢记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吏治建设,一则兢兢业业、尽责尽职,一则尚俭去奢、倡廉戒贪,这为落实惠民国策、完成兴邦大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周初,周公总结夏殷之鉴,认为吏治建设的成败,事关王朝的兴衰存亡。周公指出,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在位时 “治民祗惧,不敢荒宁”[3]《无逸》,221,故能长享国祚。而祖甲之后的商王“惟耽乐之从”,故 “罔或克寿”。[3]《无逸》,222商纣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故天降丧于殷”。[3]《酒诰》,207文王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3]《无逸》,222,故 “肇国在西土”。[3]《酒诰》,205周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提醒统治者 “不腆于酒”[3]《酒诰》,206, “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3]《无逸》,222,即不贪图安逸、不荒淫享乐、不游猎酗酒,时刻防范腐化堕落。在对百官进行教育的同时,周公更是以身作则, “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5]《鲁周公世家》,1518,以勤政的实际行动躬行垂范。经过统治者的倡导与努力,周初的吏治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诗经·假乐》: “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生动刻画了王室君臣勤政爱民的形象。《史记·燕召公世家》: “召公之治四方,其得兆民和。……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治燕的情形,则是周初地方吏治的一个缩影。汉初,从高祖刘邦到景帝刘启,无不对吏治建设予以高度的重视。汉高祖曾对不认真执行国家诏令的官吏大为不满,斥责其 “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11]《高帝纪》,55文帝刘恒,更是严于律己,躬行节俭,以身作则。在位二十三年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11]《文帝纪》,134,“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11]《文帝纪》,134对于百官,汉文帝指出“廉吏,民之表也”[11]《文帝纪》,124,一方面注意选拔贤良,“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职任,务省徭费以便民”。[11]《文帝纪》,116另一方面对廉吏予以奖赏,“廉吏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11]《文帝纪》,124对于个别受贿官员,文帝则令其悔过、“以媿其心”。[11]《文帝纪》,135景帝即位后,要 求 大 臣 “朕 之 不 德,吏 之 不 平,政 之 不 宣,民 之 不 宁,四 者 之 阙,悉 陈 其志”[11]《晁错传》,2290,针对施政过程中的缺失进行修正。景帝指出: “吏者,民之师也”[11]《景帝纪》,149,痛斥个别官员 “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夺万民”的丑恶行为,宣布 “其令二千石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11]《景帝纪》,151诚然,汉初惩于秦“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用法务在宽疏,吏治建设以廉政教育为重心,而不主繁刑严诛。然而,汉初的吏治建设却成效显著。《史记·酷吏列传》: “汉兴,破觚而为圜,斲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 《汉书·循吏传》: “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唐初,太宗时期的吏治建设,内容更加丰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以选拔、任用贤才为理政之本。唐太宗认为: “能安天下者,惟在得用贤才。”[8]《择官》,82为网罗天下贤才,贞观年间五下求贤诏书,并建立科举制度,使大批有才能的庶族地主得以重用。中央机关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等贤相名将,地方州郡有陈君宾、薛大鼎、郑德、贾敦颐、贾敦实等贤臣廉吏[14]《循吏传》,5617 -5623,贞观年间人才之盛,蔚为大观。二是裁省官员并健全官吏考核制度。为节省财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唐太宗 “并省官员”,将地方上的州、郡、县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又分全国为十个 “道”,即十个监察区,不定时地派黜陟大使及巡察使、按察使、观察使到各地 “巡省天下”,考核地方官员,且据其业绩优劣来确定任免和奖惩。三是鼓励臣下直谏。唐太宗认为 “主欲知过,必藉忠臣”[8]《求谏》,36,故时常鼓励臣下 “正词直谏”,要敢于 “犯颜忤旨”[8]《政体》,14,“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8]《求谏》,38贞观年间,大臣犯颜直谏,国君从谏如流,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四是惩戒官吏的贪赃行为。唐太宗时期,“用法须务在宽简”[8]《刑法》,208,而对贪赃枉法者则严惩不贷, “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8]《政体》,20贞观年间,重大的贪污案件皆处死刑。行刑时,令各地来京官员观刑,惩前毖后。唐太宗作为推行吏治建设的最高领导者,更是躬行节俭、勤政爱民,亦堪称历代封建帝王的楷模。贞观二年 ( 628 年) ,公卿请为太宗建一台阁,太宗以为 “縻费良多”而未予准许。[8]《俭约》,162《贞观政要》里,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唐太宗殚精竭虑,“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8]《择官》,78正因如此,唐初的吏治建设,成效最为卓著, “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滑之伍,皆畏屏迹,无敢侵欺细人”。[8]《政体》,20《荀子·君道》云: “有治人,无治法。”意即再好的政策也不能自动发挥功用,而是必须通过各级官吏的执行,才能最终得以落实。因此,吏治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政策的最终绩效。西周、西汉、大唐初期的惠民国策,之所以能够取得富国安民的良好效果,正是由于吏治清明这一环节的根本保证。

  经过数十年的励精图治,西周、西汉、大唐分别缔造了 “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和 “贞观之治”。《汉书·景帝纪》: “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新唐书·唐太宗本纪》: “盛哉,太宗之烈也! 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 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而西周文明、“汉武盛世”和 “开元盛世”则是三大治世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三大盛世的成就,何其壮美! 而巨大成就的取得,又何其不易! 三个王朝以忧患意识作为理论武器,并通过推行惠民国策和加强吏治建设,终于实现了兴邦的预期目的。

  反观十个统一王朝的其他七个王朝,秦灭六国后,始皇居功自傲,不可一世,“以为自古莫及己”[5]《秦始皇本纪》,258,不以前朝覆亡为鉴,反而到处刻石颂功,横征暴敛、残民以逞,“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11]《食货志》,1126,本想万世一系,不料却二世而亡。西晋因司马氏篡位而建立,其统治者对前朝历史讳莫如深,王公大臣腐朽堕落、贿赂公行, “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15]《惠帝纪》,108,结果迅速灭亡。隋朝统一后,曾一度减轻刑罚徭赋,国力盛极一时, “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16]《国用考》,225但隋文帝忧患意识不强,渐与惠民政策相背离。遇关中大旱,竟不肯开仓救济,对百姓的赋敛不断加重。至隋炀帝时,“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8]《政体》,18北宋时期,内忧外患严重,但统治者以为: “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 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17]卷32,719,故制定的政策,不以惠民为本,反以防民为主,赋敛繁重苛刻, “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18]《朱子语类·论兵》,3350加之吏治腐败、官吏冗滥,终致积贫积弱而亡。元朝政权为蒙古民族所建立,其统治者未能以史为鉴、制定惠民政策,而是实行民族压迫,对百姓掠夺无厌,终在农民起义中走向覆灭。明、清二代的开国之君,对前朝兴亡教训虽然有所借鉴,亦曾制定过一些恢复生产、减轻剥削的政策,但其忧患意识的强度、惠民政策的力度,与汉唐初期则无以相比,因此,未能出现汉、唐那样的盛世。素有“文宣之治”、“康乾盛世”之称的明、清前期,或吏治清平百年,有郑和七下西洋的惊世之举;或开边治内有功,编撰出 《四库全书》巨著,但综合成就的高度,则不及 “汉唐盛世”。上述史实从反面证明: 忧患意识、惠民政策与吏治建设三个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弱化、缺失或断裂,都不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 “兴邦”,更不能成就西周、西汉、大唐那样辉煌的文明景观。

  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的兴衰存亡,其内涵丰富而纷繁,但具有一定的周期和规律。从汉代司马迁的 “通 古 今 之 变”[1]《司马迁传》,2735,到 北 宋 司 马 光 的 “监 前 世 之 兴 衰,考 当 今 之 得失”[7]《进书表》,2046,都曾有对历代王朝兴衰规律的探讨和思考。毋庸置疑,“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和 “贞观之治”三大治世的形成,以及西周礼乐、 “汉武盛世”和 “开元盛世”文明景观的出现,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表明,在治世和盛世的缔造中,确实存在着一条重要的规律: 统治集团强烈的忧患意识、全面的惠民国策和完善的吏治建设,构成了“治国兴邦”的完整链条。三个环节的传递运动,是缔造治世与盛世文明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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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王钦若、杨亿、孙奭等: 《册府元龟》,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6 年。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1] 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 年。

  [12] 刘昫等: 《旧唐书》,北京: 中华书局,1975 年。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4]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北京: 中华书局,1975 年。

  [15] 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 《晋书》,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

  [16] 马端临: 《文献通考》,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

  [17]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 中华书局,1995 年。

  [18] 朱熹: 《朱子全书》,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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