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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还是政治策略的选择

以匈牙利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尤比克党为例
发布时间:2018/08/08作者:张莉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

摘要:最近,学术界和新闻界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在欧美取得成功,包括对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运动的报道和分析,倾向于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现象混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得到系统性的论述。本文从围绕“我们”与“他们”两极化对立角度,来构建民粹主义的上/下纵向维度与民族主义的内/外横向维度。“人民”作为民粹主义主体,“民族”作为民族主义的主体,两者主体边界的重合度成了两者的衔接。本文以匈牙利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尤比克党为例,阐述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右翼民粹主义政治中构建意识形态与选择政治策略过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以深化我们对中东欧地区右翼民族民粹主义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


  作者简介:张莉(1977-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内容提要:最近,学术界和新闻界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在欧美取得成功,包括对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运动的报道和分析,倾向于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现象混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得到系统性的论述。本文从围绕“我们”与“他们”两极化对立角度,来构建民粹主义的上/下纵向维度与民族主义的内/外横向维度。“人民”作为民粹主义主体,“民族”作为民族主义的主体,两者主体边界的重合度成了两者的衔接。本文以匈牙利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尤比克党为例,阐述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右翼民粹主义政治中构建意识形态与选择政治策略过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以深化我们对中东欧地区右翼民族民粹主义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

  关 键 词:民族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尤比克党/匈牙利

  进入21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时代正在逝去,在痛苦的阵痛中逐渐显现的是民粹主义新时代,民粹主义将成为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叙事的主导。①面对这股汹涌的民粹主义浪潮,尤其是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事件让欧美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对他们所看到的“民粹主义、无处不在的民粹主义”感到绝望。民粹主义成了当代政治真正的主流趋势。②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不但没有消亡的迹象,反而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广泛、最强劲的发展。近几年来,“重要的不仅仅是民粹主义,而是民族的民粹主义”。③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两个幽灵交织在一起,合力改变着西方各国甚至世界的政治格局。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被视为是极端右翼与民族主义的堡垒。尤比克党(Jobbik)成功地操纵了民族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核心要素,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定政治策略,成为“后转型”政治发展中独特的现象,也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本文对尤比克党进行分析,以深化我们对中东欧地区民族民粹主义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和理解。

  一、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理论框架的构建

  1961年,安格斯·斯图尔特(Angus Stewart)甚至把民粹主义称为“一种民族主义”。④自此,许多研究文献将(排外的)民族主义作为民粹主义政治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学术界,民粹主义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排外的)民族主义、本地主义、种族主义,有时甚至指新纳粹的政治立场。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尼科莱特·马科维茨基(Nicolette Makovicky)称之为“专制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⑤吉里安·伊万斯(Gillian Evans)定义为“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⑥巴尔萨泽(Ana Carolina Balthazar)指出这是“怀旧的民族主义”(nostalgic nationalism),⑦安德烈·金格里奇(Andre Gingrich)和马库斯·班克斯(Marcus Banks)则强调这是“新民族主义”的表现(neo-nationalisms),⑧道格拉斯·霍尔姆斯(Douglas Holmes)甚至认为这是“法西斯第二代”(Fascism2),⑨休·古斯特森(Hugh Gusterson)认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nationalist populism)⑩更合适。在媒体与公众讨论中,尤其是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的讨论中,民粹主义经常与族裔(11)相联系(12),概念混淆的现象更令人关注。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在‘人民’中的鼓动和共振作用,只有过去的宗教能与其媲美”。(13)厄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奉行“政治单元(国家)与文化单元(民族)必须合一的政治原则”。(14)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事实上,民族主义是围绕“民族”建构的一种话语体系,是历史存在的一个有限的与拥有主权的想象共同体,与一定的空间相联系,是依据民族内/外群体之间的对立进行构建的。第一,民族是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从国家、土地、自由、民主、人民和文化等相关概念中获取意义,演变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不意味着民族主义者只是用“民族”这个词语,如他们有时也把“人民”(the people、das Volk、el pueblo)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另外一种理解。民族作为民族主义的主体,是共享一种共同文化的政治共同体,以这种特定的方式构建集体认同,构成了民族主义的核心。第二,民族主义像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一样具有排他性,民族这个共同体拥有自己的边界,将“我们”与“他者”、“内者”与“他者”相对立,划分为有文化差异(cultural distinctions)的、排他性的群体。对“他者”贬抑,才可以带来团体内的积极的自我想象,构建集体认同。因此,这有助于从空间上思考民族主义的主体与边界的构建。

  民粹主义“信仰人民”,因此构建“人民”的概念成为民粹主义的核心,以底层“人民”与高高在上的“精英”对立的二元分野来界定“我们”和“非我们”的政治共同体边界。民粹主义有着独具特色的人民观,就人民内部来看,“我们”代表同质的人民,人民是同质的、良善的,他们团结在一起,具有共同的身份和认同。(15)这里所谓的共同身份,是指人们被认为是一个集体,具有共同意志和单一利益,能够表达这种意志并作出决定。(16)他们攻击“非我们”的同质的精英,无视宪法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利益的规定和原则,将人民的“真正利益”凌驾于正式的、间接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上,反对政治妥协。反之,那些蔑视普通人、主张精英(无论是从文化、经济、传统或者道德上定义的)优越性、维护(不受欢迎的)少数群体的利益、维护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标准的决策程序,以及用做生意的态度(包括与反对党的协商和妥协)对待政治的人,则是反对民粹主义或非民粹主义。简言之,民粹主义的内核就是“人民”与“精英”的对立。对于“人民”概念的二元对立法界定,往往使民粹主义带有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特征。

  由此可见,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构建的政治共同体因主体和边界的不同,显然是不同的概念和内涵。但是在一定的政治生态中,这两种政治共同体的主体与边界是否可以部分重叠?是互为政治策略的选择还是意识形态的相互补充?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民粹主义和(或)民族主义的诉求动员选民,在选举中发挥多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本文将使用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在纵向和横向上把“我们”(us)与“他们”(them)两极化的方法来定义民族民粹主义的概念。(17)就民粹主义的构成而言,是介于底层的“普通人民”与高高在上的“精英”之间的对立,即下/上(down/up)的纵向维度。“我们”指的是“人民”,即“普通人”。正如特朗普所定义的,“被遗忘的我们国家的男人和妇女”被视为善良的、努力奋斗的、勤劳、朴实、有共同意志的。“他们”是指“精英”,他们被视为腐败、自私自利,被政治正确愚弄的,最重要的是,对普通人所关心的问题漠不关心、也不去解决。像无处不在的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和形形色色的欧洲怀疑论以“人民”的名义声称:“我代表你们的声音。”他们可能是职业政治家,如荷兰的威尔德斯,或亿万富翁如特朗普、贝卢斯科尼等,人们将其成功归功于对“人民”和“精英”之间对立的操纵。(18)

  就民族主义的构建而言,“我们”与“他们”主要表现在“内者”与“他者”的对立,即内/外(in/out)横向维度。“内者”是指“像我们一样的人民”,即那些与我们拥有共同生活方式和认同的人。“他者”就是对我们生活方式和认同造成威胁的敌人,既包括内部的他者,那些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他们甚至是国家的公民,但是并不属于同一个民族,也包括外部的他者,对我们生活方式、认同和安全构成威胁的国际机构和政治力量,如全球化、自由贸易、欧盟、极端的伊斯兰,等等。

  不论特朗普主义还是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都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将“精英”与“他者”定义为“高高在上的”,不仅仅看不到普通人民的苦苦挣扎,而且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漠不关心或者鄙视。精英成为全球化的精英,支持没有边界的世界,并不关心寻求国界保护的、被全球化抛弃的普通人民和被破坏的民族团结与认同;他们因支持民族融合和多元文化主义、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欢迎外来移民和难民而备受批判;他们谴责普通人民患上了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正如希拉里将特朗普的支持者描述为“一篮子可悲的人”(a basket of deplorables)。

  在这种二维划分中,“人民”“民族”或者“我们”的边界与主体的重合被视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衔接点,为对民粹主义进行多角度思考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尽管作为主体的“人民”或“民族”及其边界范围在不同政治环境、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中有很大不同,但是“民粹主义者和民主主义大肆宣扬的‘人民’与民族主义者的‘民族’在其本义上是同宗同源的”(19)。当“人民”恰好与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重合时,人民意味着国家的公民,即人民主权成为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赋予者,存在反对少数民族的可能性。如果“人民”与一国内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少数民族相重合时,“人民”意味着少数族群,或代表着本地区构建的政治共同体认同,即反对主体民族,要求民族或地区自治,甚至民族分离或国家分裂。

  外表上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主张纷繁复杂,但其内核是强调民族认同和捍卫传统的族群共同体的民族主义。对内以“人民”反对“精英”,对外以民族国家反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势力,如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全球化、经济区域化(欧盟)等。北欧和西欧的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如荷兰自由党、英国独立党、奥地利自由党等,并不是从狭义的“民族”而是从广义的“公民”来构建“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对立。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伊斯兰教威胁西方文明的政治主张,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从族裔民族主义转变为公民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的关注已经上升至基督教认同(Christian identity)和欧洲认同(European identity)的问题,表面上是保卫性别平等、同性恋权利和言论自由,实际上是借用狭隘自由主义的不自由的政策主张,强化了基督教认同和欧洲认同的特征。尤其是在玛丽·勒庞当选党主席之后,法国国民阵线从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新种族主义转变为维护共和主义的、“去妖魔化”的主流政党。

  然而,正经历着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二元化进程的中东欧地区的情况不同于西欧地区。冷战结束在后共产主义国家释放了向民主和市场转型的危险,促进了民族主义的流行。(20)在1989年之后,被压抑的民族问题在中东欧地区凸显,一些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尚未完成。欧盟东扩和民主化进程又进一步激发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壮大。民粹的民族主义能量通过民主改革的流产而释放、倒错,创造出牌的条件,图谋世界霸权。(21)由此可见,中东欧的民族主义煽动者利用民粹主义的政治策略赚取政治资本,如匈牙利的尤比克党、斯洛伐克的民族党、保加利亚的“阿塔卡”联盟等。

  匈牙利尤比克党的前身是1999年成立的“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Movement for Better Hungary,Jobbik)。2003年,该运动决定成立自己的政党组织,由加博尔·沃纳(Gabor Vona)领导。在其成立宣言中,尤比克党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有原则的、保守的、激进爱国的基督党,其主义目标是保护匈牙利的价值和利益。(22)在2006年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尤比克党与反犹的极端右翼匈牙利生命与正义党结成选举联盟,仅获得2.2%的得票率,没有达到5%的进入议会门槛,处于匈牙利的政治边缘。在2011年大选中,尤比克党赢得了12.2%的得票率和47个席位。这得益于尤比克党明确地作出策略选择,制定了反对腐败、反建制、反对欧盟和罗姆人的政治纲领。2014年大选尽管实行了有利于青民盟的新选举法,(23)尤比克党获得了23个席位,重要的是它在106个直接选区的41个当中成为位居第二的大党。2015年4月,尤比克党首次在塔波尔卡单名选区胜出。它利用“漫长的一夜”骚乱与罗姆人事件,鼓动反建制与反罗姆人的民众情绪,构建了右翼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

  二、尤比克党右翼民粹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

  2006年9月17日,社会党总理久尔恰尼·费兰茨(Gyurcsany Ferenc)在当年5月就匈牙利经济形势的发言录音曝光,其内容大致是“我们搞砸了,目前的状况不是一般的糟糕,而是糟糕透顶了……过去两年里,我们一直在撒谎……”。他的本意是对匈牙利面临的经济困难进行真实的分析,计划削减预算和实施紧缩政策,但是遭到了反对。讲话录音被媒体简化为“匈牙利总理承认欺骗民众,自称从早到晚都在撒谎”,导致愤怒的群众对警察的暴力抗议和小规模的骚乱。9月18日深夜,极右翼示威者冲破警察的防线占领了国家电视台的总部,成为自1989年以来“匈牙利最漫长和最黑暗的一夜”。此后,右翼极端主义者组织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游行的第一天,他们拒绝了匈牙利生命与正义党(Hungarian Life and Justice Party,HLJP)的领导。对尤比克党而言,这是一次反对社会党专制统治的人民“起义”。正如塔马斯·莫尔纳尔(Tamás Molnár)所言,尤比克党在抗议游行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其目标是“新的右翼在科苏特广场上诞生了,将团结并实现(极右翼组织之间的)整合和崭新的转型、建立第四共和国”等,指责社会党背叛了人民,把国家推向内战的边缘,其领导的政府是非法的。尤比克党将费兰茨讲话的“撒谎”泛化,“今天,匈牙利政治的真正问题不是谁在何时撒了谎,而是谁有能力给这一切划上句号……有谁能直面过去16年历程中的谎言和半真半假的言辞?谎言是全体匈牙利政治精英的罪过”。(24)这种大规模的骚乱让匈牙利公众回忆起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革命事件。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对峙中,尤比克党对国家干预的激烈对抗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视为一个坚决的反对既有政治秩序、反对腐败精英政府的反对党,成功地塑造了尤比克党反建制的形象。

  尤比克党自称代表匈牙利人民,反对腐败的政治精英,既包括“反对共产主义的继承者社会党,又包括反对亲民盟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这是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同之处。其政策纲领主要是加强政府干预经济、实行左翼的经济政策、加强法律与秩序的权威政治。

  在2003年的《创立章程》中,尤比克党指出,“对社会问题缺乏敏感的后共产主义左翼是为银行家和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它利用媒体垄断来操纵和践踏生活水平低下的人。公民政治权利联盟(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党)具有自由主义的根源,其目标是成为排他性、垄断的政治角色,力图将所有独立的民族力量强有力地纳入自己的组织框架。双方看似激烈的冲突,只是一个潜在的单极政治体制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的外在表现。中右翼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单极政治体系下的两党制在我们眼前壮大,这也被我们一直视为主要威胁”。(25)欧尔班,政府想要“终结多党政治,建立中央集权制”,实现青民盟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尤比克党倡议,“我们希望成为议会中有良心的右翼政党,我们想要展示国家未来的前景,因此我们的政治议程将代表整个国家。我们有代表人民的责任感,尽管他们对生活水平的提高仅仅是一个梦想;他们的工资或养老金仅够勉强维持生活;他们越来越难以应付日益加速的世界和消费社会的挑战,而且忍受持续的社会剥夺感的威胁。”(26)由此可见,尤比克党在创立之初并没有在自己的话语体系里清晰地刻画出“人民”的主体是谁,也没有阐述如何反对“政治精英”。

  2012年3月,尤比克党副主席埃罗德·诺瓦克()对“政客罪犯”()宣战,类似于其所提出的“罗姆人罪犯”()。同年,该党发布了以《为了人民——尤比克党执政基本理念的宣言》为题的政治纲领,全面构建尤比克党反对既存政治与反对腐败的反建制框架。

  尤比克党纲领开篇指明,人民的主体是全体匈牙利人民,“我们代表匈牙利全体人民”,“不论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尽管尤比克党的发展经历几个阶段,但是我们一直致力于联合那些愿意为了自己祖国牺牲的爱国的人民,把匈牙利变成一个宜居的国家。2013年,我们发布新纲领,转变为人民党,从一个全国小党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人民党”。(27)尤比克党把青民盟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称为“总督”(viceroys),把社会党称为“寡头”(oligarchs),指责“他们在过去27年里统治匈牙利,现在又背叛我们。总督领导的政府基本上将我们的人民出卖给外国利益,而寡头领导的地方政府将人们丢给权力薄弱的国内政权组织。我们都受够了,不论总督还是寡头,我们都不再需要”。(28)

  尤比克党在党的文件中将青民盟和社会党描述为20世纪的政治力量,“青民盟和社会党都专注于20世纪的问题并对此作出20世纪的对策。尤比克党采取的则是21世纪的立场,希望致力于解决21世纪的问题。匈牙利政治在19—20世纪的左右翼、保守、自由或者社会主义的分歧越来越变得不重要”。(29)与此相对应的是,它强调自己是21世纪的政党,是绿色政党。通过这种分类,尤比克从本质上将过去20多年的匈牙利政治精英划为一类。一方面,这是尤比克党反建制策略的一种模式,因为在经历5年的参政后,以前对既有政党的批判已经难以让选民信服;另一方面,这种新的自我认知确保该党的形象能够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最终赢得国家政权。为此,尤比克党制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方法,并对选民承诺:“我们深信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政府将取代以意识形态和利益驱动的政治”。与其对手相比,尤比克党似乎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尤比克是人民的共同体,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牺牲。我们党在自己的纲领和实际行动中代表所有的匈牙利人民,它为的是人民”。(30)

  必须指出,尤比克党的转变仅仅是言辞的缓和,其核心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依旧像以前一样极端。正如沃纳所言,“我寻求向人民党的转变,换句话说,我希望我们能够获得生活在匈牙利西部地区的老年选民的支持”。(31)形象的改变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的、形式的改变,既要争取新选民和西部地区的选票,又要保住极端右翼民粹主义的核心选民。

  三、尤比克党极端民族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

  “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排外的民族共同体持续地重新塑造,不仅违背了人们的期望,并日益挑战欧盟的合法性。技术官僚治理的欧洲激发了而不是融合了政治身份,并且以这种方式重建国家间与各国内的社会冲突。”(inter-and intra-societal conflicts)(32)尤比克党紧紧抓住匈牙利民族的历史特征与认同,打破二战结束以来达成的政治禁忌,把少数民族罗姆人、欧盟与外来移民“他者化”(othering),在国内将少数民族罗姆人描述为“罗姆人罪犯”,对外持强烈的欧洲怀疑主义和以本国利益优先的立场,主张收回本国在边境控制、移民等方面的主权,指责欧洲一体化从根本上就是与匈牙利民族认同不相容的。

  1.对内反对少数民族罗姆人

  罗姆人少数民族从500年前迁徙并定居匈牙利,约占匈牙利人口的6%-7%。在欧洲,罗姆人的历史是一部被排斥、受迫害和逃跑的伤痕累累的历史。(33)对罗姆人而言,公开的种族主义、偏见和歧视在整个欧洲广泛存在。在匈牙利,罗姆人被社会隔离和边缘化,遭到劳动力市场的排斥。因此,他们经济贫困,而主流政党也没有建立可持续的、包容的少数民族政策。1961-1984年,匈牙利统一工人党(Hungarian United Worker Party)实施强迫同化政策,宣布罗姆人浪漫自由的生活方式是犯罪,强迫他们定居下来。直到1988年,匈牙利才授予罗姆人国籍地位。1989年之后,尽管国内和国际上颁布了反对歧视和少数民族的权利法规和促进罗姆人在教育、劳动力市场融合等方面的计划,但是罗姆人的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随着欧盟东扩进程的推进,移民到西欧的罗姆人人数增多,而西欧国家对罗姆人的隔离和排外也随之增强,如意大利和法国。欧盟要求成员国制定一个详细、全面,包括整个欧洲范围的罗姆人的融合战略。匈牙利在2012年提交方案,但是并没有真正实行,公开歧视罗姆人的行为也没有停止。罗姆人与匈牙利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个长期的、普遍的问题。2013年1月,青民盟的一个党员若尔特·拜尔()发表了最极端的仇恨言论,他将罗姆人比作动物,建议“这些动物不应该存在,绝不!这必须马上、尽可能地以任何方法去解决掉”。(34)

  不过,罗姆人问题在匈牙利政治中一直没有成为政治问题。直到2006年,尤比克党占据了这一政治空间,成功地构建了“罗姆人罪犯”的政治问题,成为尤比克党2007年中优先解决的三个问题之一(前两个为保护民族的象征、与欧盟相关的问题)。“罗姆人罪犯”这个词语是围绕生物种族主义构建的,暗示罗姆人少数民族整体上是天生罪犯的种族,或者通过血缘遗传的基因。

  尤比克党利用罗姆人谋杀案将“罗姆人罪犯”推到政治前台,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2006年10月15日,一位蒂萨铁堡的老师开车穿过欧洛斯利斯考一个村庄的时候撞到了一个罗姆女子,遭到一群罗姆人殴打致死,他的儿子目睹了整个过程。这个血腥案件迅速传遍全国,匈牙利族人认为这严重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要求政府给予保护。案件调查期间,尤比克党认为政府当局对罗姆人社区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应对太过于迟缓,宣称他们将非常严肃对待此案,打算以自己的方式解决“罗姆人罪犯”。尤比克党在自己的纲领中首次提出了应对措施,这也成为该党的指导原则,即“‘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是唯一敢于面对匈牙利社会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即尚未解决的不断增长的吉普赛人人口问题的政党”。尤比克党谈论的问题是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因为政治正确性都不说的问题,“罗姆人罪犯”现象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种形式独特的犯罪,与自然或者被迫发生的绝大多数罪犯不同,为了帮助维持法律与秩序,在发生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干涉时进行自救,尤比克党于2007年8月25日成立了“匈牙利卫士”(Hungarian Guard)。沃纳宣布,“‘匈牙利卫士’的目标是结束社会转型,拯救匈牙利人民”。尤比克党在选民心目中成功塑造了能够严肃面对解决罗姆人问题的唯一政党。

  同时,沃纳多次提及,国家面临的灾难是建立这个志愿组织的驱动力,“匈牙利人民的前70年——前40年是共产主义时代,后20多年是后共产主义时代——导致匈牙利成为欧洲最差的国家,在经济、道德、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都是。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是匈牙利人从来没有拥有走自己道路的机会,而匈牙利卫士致力于确保‘我们的国家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尤比克党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通过政治选举与政党组织,另一方面通过社会运动组织形式来招募和吸引支持者,从而确立了自己反对罗姆人并“代表”匈牙利人民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匈牙利卫士成员身穿黑色制服,胸前有红色和白色的Arpad Stripe徽章,组织反罗姆人集会,对罗姆人社区进行巡逻,容易让人联想起内战时期亲纳粹的匈牙利箭十字团(Hungarian Arrow Cross Party),快速地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支持。2009年12月,匈牙利最高法院判决,“匈牙利卫士在举行的示威及其他活动中表达了种族性与基于种族的观点,反对吉普赛罪犯事实上已经违反了人的尊严权利的基本原则”,要求解散匈牙利卫士。2013年,欧洲人权法院最高法院对此作出裁定:“匈牙利卫士的活动是针对和恐吓罗姆人,激起了对这个特殊的民族(群体)的仇恨情绪。国家有权采取保护民主的预防措施”。但是,“匈牙利卫士”运动并没有真正解散,而是改名为“新匈牙利卫士”,在尤比克党的庇护下继续活动。

  2013年,尤比克党进行了“去妖魔化”的政治策略的转变。在尤比克议会党团2013-2014年立法季的开幕式上,沃纳要求本党议员代表去除极端言论,称问题不在于说什么,而是如何说。尤比克党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我们谴责暴力,我们的党员也不能牵扯到此类行为。”(35)在党纲中,不仅与有暴力倾向的准军事化组织——匈牙利卫士等保持较远的距离,而且侵犯少数民族的极端言论也少而又少,几乎看不到关于罗姆人的论述。由此可见,反对罗姆人只是尤比克党的一种政治策略。

  2.拒绝欧盟与外来移民,回归匈牙利民族

  欧盟东扩规范了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方向,即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模式,政治上要求推进民主化进程,在经济上要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匈牙利的转型在中东欧地区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存在民主制度不成熟、经济转轨造成的贫富悬殊、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等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匈牙利尚不稳定的政治经济体系,影响了匈牙利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尤比克党坚决反对欧盟,呼吁立即退出。在2003年的纲领中,尤比克党痛斥匈牙利转型和全球化给匈牙利带来的危害,“目前,由共产主义长达40年统治与1990年后那些倾倒在我们身上的自由主义负面影响塑造了当今的匈牙利政治领域和社会。在公然破坏自然的人类共同体、民族认同、历史上的宗教、爱国主义和家庭的同时,今天在网络、媒体控制下的多党政治体制的庇护下,这些正在被暗中瓦解。目前的政治体制屈服于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来瓦解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以创建一个超自由的,所谓开放的社会”。(36)同时,该党拒绝匈牙利欧洲化,“我们无法接受这样的欧盟,它会给我们的国家主权带来致命的破坏!我们不能接受贫富之间巨大的分化!我们无法接受政治屈从于私营企业的利益,不代表社会利益!”(37)

  2012年,该党的副主席埃洛德·诺瓦克公开焚烧欧盟旗帜。当欧盟委员会要求匈牙利政府修改一些存在争议的法律,尤比克党声称欧盟委员会侵犯了匈牙利的独立。(38)2014年,两个尤比克党议员把欧盟徽章扔出了议会的窗口。沃纳在2012年一次公开的反欧活动中发表演讲,公开支持立即退出欧盟的观点。他喊道,“谁敢站在这里说欧盟对我们有利?在过去的八年里,如果欧盟为你做了什么好事,请举手!我没看见任何人举手。如果你觉得我们应该退出欧盟,请举手!”(39)

  自2013年以来,尤比克党在这个问题上缓和了自己的立场,他们不再主张立即退出欧盟,但是呼吁尽快与欧盟进行重新谈判,比如建立欧洲工资联盟(European Wage Union),讨论与欧盟成员国同一速度发展等问题,并进行匈牙利全民公决,由此从强硬的拒绝欧洲主义转化为温和的疑欧主义立场。与疑欧立场关联的是外来移民问题。奥地利成为外来移民陆路进入欧洲的必经之地,尽管外来移民占匈牙利人口比例较小,但是在难民危机爆发以后,匈牙利尤比克党反对欧盟分配给每个成员国不同比例的移民配额,并在2014年的党纲中增加了如何处理外来移民的内容,声称外来移民是未来最大的挑战者,“21世纪是人口庞大的新移民时代,这也给匈牙利民族带来了新的、巨大的挑战。我们21世纪的任务是保护和增强匈牙利人民。所以当我们说尤比克党的灵魂和使命是代表全世界上的匈牙利人,我们充分意识到,除非我们让每个人在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否则我们就做不到。喀尔巴阡盆地的匈牙利人不应该移民国外,而移民到匈牙利的人应该返回自己的祖国”,“让每个人在自己的家园里繁荣昌盛”。(40)将匈牙利民族与外来移民相对,意味着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移民政策。

  尤比克党反对多元主义与保护欧洲认同,奉行文化民族与文化差异论的种族主义理论,“匈牙利人在尊重和欣赏每个人的传统、习俗、信仰和身份认同的同时,我们不想被其他人取代,我们的匈牙利不想接受穷途末路的西欧多元文化主义,我们坚决反对将它强加给我们,我们将保卫我们的文化身份和我们的历史。中东欧和匈牙利在21世纪将保持历史上形成的基督教和欧洲价值观,因此我们国家必须寻求更亲近的合作。然而,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避免与其他文化和宗教的冲突”。(41)2018年初,沃纳在《国情咨文》中将反对外来移民与恐怖主义、保卫匈牙利安全作为第一要务。他指出,“不论布鲁塞尔制定的外来移民配额的方案如何,我们都拒绝。但是这不是匈牙利的安全政策的最终目的。我们将继续保留边境围栏,如果形势需要,将在边境其他地方建立新的围栏,并且不得不配置独立的边境守卫”。(42)

  反对全球化、欧洲化和外来移民,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表现,意味着尤比克党构建的政治共同体的路径在向民族主义回归。“我们的基督教堂和社区将在民族复兴中发挥关键作用。经过几个世纪证明,无论是好的时代还是坏的时代,它们都可以作为我们国家心灵的、精神的和文化的最后堡垒。我们认为,民族认同和基督教是不可分割的概念”。(43)同时,该党还强调,匈牙利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匈牙利复兴的基础。“尤比克党是爱国的政党,其政治基础是建立在民族的价值和利益的保护之上。这就是我们把民族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共同体的努力越来越无效的原因。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时代,越来越迫切需要与远离我们的领土的匈牙利族群形成一个真正共同的民族,以便我们可以与他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形成振兴民族团结的力量。”(44)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正反映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与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45)这也是西方面临的困境的症结所在。

  四、结语与思考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冲击力巨大,并以同样的方式割裂和超越传统的左、右政党政治。(46)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不平等的《特里亚农条约》及其一直没有得到纠正,成为匈牙利民族巨大的伤痛。在1989年之后的政治发展中,匈牙利超民族主义(ultra-nationalism)情绪很强烈,主张大民族主义和对少数民族持不宽容的态度,如反犹太人和反罗姆人,在本质上与极端右翼相联系。青民盟将国名由“匈牙利共和国”改名为“匈牙利”后,赋予其他国家的匈族人在匈牙利大选中的投票权,让中东欧国家本已平复的匈族人问题再次被挑起,匈牙利与相关国家关系也因而紧张。匈牙利生命与正义党极端反对犹太人,尤比克党反对罗姆人。装扮成民族主义的新民粹主义政党利用民族主义排外取向,把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内化为民族整体的价值利益,强化底层民众的民族认同,把草根性的政治参与转换成政党自身的社会基础。(47)

  欧洲民粹主义右翼势力看似不可阻挡的崛起以及民族主义的回归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诉求已成为媒体评论和学术研究常见的话题。在欧洲,经济利益和阶级政治转化为文化认同和身份政治,并把文化认同和价值作为政治分野一个维度的问题已深深地根植到了欧洲的政治竞争的结构中。尽管这个理论在学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但是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民族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史密斯在2011年刊发的《欧洲的民族认同与本国的动员》一文指出,“过去的20多年见证了学术界对认同和认同政治的关注急遽增加。……公民不在传统的左、右翼意识形态之间摇摆,而是产生一种新型的‘认同政治’,其中民族纽带与宗教共同体比阶级、社会地位与意识形态更重要”。(48)本文探讨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如何以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方式来填补“人民”的意识形态内涵,或者是如何以民粹主义作为政治动员民族主义的政治策略。通过构建“人民”与“民族”间的关联,作为激进右翼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中介,不仅赋予了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合法性,而且也给予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回归的新化身。奥雷利恩·蒙东直接指出,“我们目睹了从前‘人民’解放的概念转向狭隘民族主义的理解,他们的不满不再以阶级斗争,而是以种族斗争形式出现”。(49)“右翼民粹主义通过与‘人民’,尤其是与工人阶级构建联系。这在一个民族主义框架中变得非常重要,从阶级斗争叙事转向种族斗争叙事。”(50)在刚刚结束的意大利大选中,以北方联盟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头强劲,而左翼民粹政党五星运动党赢得第一大党地位,执政党惨败。罗马卢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达里蒙特(Roberto D' Alimonte)指出,“五星运动党和北方联盟党等反建制政党获得成功,都是因为意大利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大部分地区对身份认同的恐惧”。(51)欧洲传统主流政党的政客和精英们通过假装倾听主流政党化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代表的“人民”的声音,同时又谴责选民支持民粹政党是非理性行为甚至是危险的行为,忽视了正在加剧欧洲民主危机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这也是欧洲民粹主义兴盛,尤其近年来左翼民粹主义也崛起的根本性原因。

  金融危机以来,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两个幽灵交织与叠加在一起,尤其在政治经济转型与现代化二元进程中的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如何合力改变西方各国甚至世界的政治格局,成为西方学界第四波研究浪潮的焦点问题。本文初步探讨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何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核心要素来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定政治策略这一新现象,但是仍需要密切关注和深入分析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叠加的政治走向、发展趋势以及对整个欧洲乃至全球政治的影响。

  ①P.Gerbaudo,The Populist Era,Soundings: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Vol.65,2017,p.46.

  ②Ibid.

  ③Rogers Brubaker:Between Patriotism and Civilizationism:The European Populist Mo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40,No.8,2017,p.1191.

  ④Angus Stewart,The Social Roots,in Ionescu Ghita & Gellner Ernest(eds.),Populism: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New York:Macmillan,1969,p.183.

  ⑤Stuart Hall,Popular-Democratic versus Authoritarian Populism,in Alan Hunt,Marxism and Democracy,London:Laurence and Wishart,1980,pp.157-187; Nicolette Makovicky,"Work Pays":Slovak Neoliberalism as Authoritarian Populism,Focaal,No.67,December,2013,pp.77-90.

  ⑥Gillian Evans,"The Aboriginal People of England":The Culture of Class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Britain,Focaal,No.62,March 2012,pp.17-29.

  ⑦Ana Carolina Balthazar,Made in Britain:Brexit,Teacups,and the Materiality of the Nation,American Ethnologist,Vol.44,No.2,2017,pp.220-240.

  ⑧Andre Gingrich & Marcus Banks,Neo-nationalism in Europe and beyond: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Anthropology,New York:Berghahn,2006.

  ⑨Douglas R.Holmes,Fascism 2,Anthropology Today,Vol.32,No.2,2016,pp.1-3.

  ⑩Hugh Gusterson,From Brexit to Trump:Anthropology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t Populism,American Ethnologist,Vol.44,No.2,2017,p.209.

  (11)安东尼·史密斯在《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中明确区分了族群和民族的概念。他指出,族群(ethic group)是基于共同语言或文化,或共同祖先的神话,或共同的历史经验而具有的独特意识,民族(nation)是寻求自治的群体。族群冲突只有当该冲突是特定族群为建立或保护自治时才会卷入民族主义。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1页。尽管一些民族主义运动保留在国家的主权内,只寻求有限的自治形式,包括在教育、语言政策、税收或者警察执法等方面的权力,如比利时弗莱芒利益、意大利北方联盟等,但笔者也认为它们是民族主义的,其原因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外反对全球化、欧盟等超国家机构,维护民族国家主权。

  (12)国外学界关于族裔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之间联系的研究成果近年来较为丰富,大多数集中于单个或者几个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政党比较案例分析。参见J.Rydgren,From Tax Populism to Ethnic Nationalism: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Sweden,Berghahn Books,2006; M.H.Williams,Can Leopards Change Their Spots? Between Xenophobia and Trans-ethnic Populism among West European Far Right Parties,Nationalism & Ethnic Politics,Vol.16,No.1,2010,pp.111-134; R.L.Madrid,The Rise of Ethnic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Ethnicity and Ethno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Cambridge University,2012,等等。

  (13)[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31页。

  (14)[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15)佟德志:《解读民粹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第11页。

  (16)K.Abts & S.Rummens,Populism versus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Vol.52,No.2,2007,p.408.转引自佟德志:《解读民粹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第12页。

  (17)Pierre-André Taguieff,Political Science Confronts Populism:From a Conceptual Mirage to a Real Problem,Telos,No.103,pp.9-43.关于这个维度划分的理论,也可以参见Robert Biorcio,The Lega Nord and the Italian Media System,in Gianpietro Mazzoleni,Julianne Stewart & Bruce Horsfield(eds.),The Media and Neo-Populism:A 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Analysis,Westport,CT:Praeger,2003,pp.72-73; Robert S.Jansen,Populist Mobilization: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Populism,Sociological Theory,Vol.29,No.2,2011,p.84。2007年9月,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召开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话:‘我们’与‘他们’”的学术讨论会,讨论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关联的认同建构及其二元逻辑关系。

  (18)Benjamin Moffitt & Simon Tormey,Rethinking Populism:Politics,Mediatisation and Political Style,Political Studies,Vol.62,No.2,2014,pp.381-397.

  (19)Guy Hermet,From Nation-State Populism to National-populism,in Alain Dieckhoff(ed.),Revisiting Nationalism,Theories and Processes,Palgrave Macmillan,2005,p.192.

  (20)[美]杰克·斯奈德:《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21)同上。

  (22)Founding Charter,http://www.jobbik.com/manifesto_0.[2018-2-10]

  (23)将两轮选举制改为一轮制,将席位由386个减少至199个,其中106个为直接选出,93个由列入全国选举名单的政党所获选票多少按比例进行分配。

  (24)Founding Charter,http://www.jobbik.com/manifesto_0.[2018-2-10]

  (25)Ibid.

  (26)Ibid.

  (27)For the People-Manifesto on Jobbik'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Government,https://www.jobbik.com/manifesto_on_the_guidelines_for_a_future_jobbik_led_government.[2018-2-10]

  (28)Ibid.

  (29)Gabor Vona,A Jobbik nem náci párt,Magyar Nemzet,www.mno.hu/belfold/vona-a-jobbik-nemnaci-part-1283804.[2018-2-10]

  (30)For the People-Manifesto on Jobbik'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Government,https://www.jobbik.com/manifesto_ontheguidelinesforafuture_jobbik_led_government.[2018-2-10]

  (31)Vona néppártosodást vár,http://index.hu/belfold/2014/02/24/valasztas14/vona_neppartosodast_var/.[2018-2-10]

  (32)Chris Gifford,Nationalism,Populism and Anglo-British Euroscepticism,British Politics,Vol.10,No.3,2005,p.362.

  (33)A.Jame Goldston,Roma Rights,Roma Wrongs,Foreign Affairs,Vol.81,No.2,2002,pp.146-162.

  (34)Anger Grows in Hungary over Anti-Roma Article,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an/08/anger-hungary-anti-roma-article,2013.[2018-1-20]

  (35)M.Goettig & C.Lowe,Special Report:From Hungary,Far-right Party Spreads Ideology,Tactics,www.reuters.com,9 April 2014.[2018-2-10]

  (36)For the People-Manifesto on Jobbik'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Government,https://www.jobbik.com/manifesto_on_the_guidelines_for_a_future_jobbik_led_government.[2018-2-10]

  (37)For the People-Manifesto on Jobbik'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Government,https://www.jobbik.com/manifesto_ontheguidelinesforafuture_jobbik_led_government.[2018-2-10]

  (38)Jobbik Leaders Urge Hungary to Quit EU,Burn Union Flag at Demonstration in Budapest,www.politics.hu/20120115/jobbik-leaders-urgehungary-to-quit-eu-burn-union-flagat-demonstration-inbudapest/.[2018-2-10]

  (39)Jobbik's Demonstration against the EU-The Speech of Gábor Vona,www.youtube.com/watch?v=yCYNgu9WVzI.[2018-2-10]

  (40)For the People-Manifesto on Jobbik'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Government,https://www.jobbik.com/manifesto_ontheguidelinesforafuture_jobbik_led_government.[2018-2-10]

  (41)Ibid.

  (42)Ibid.

  (43)Ibid.

  (44)For the People-Manifesto on Jobbik'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Government,https://www.jobbik.com/manifestoontheguidelinesforafuture_jobbik_led_government.[2018-2-10]

  (45)[英]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25页。

  (46)Fiona B.Adamson,Global Cities in a Time of Populist Nationalism,http://duckofminerva.com/2016/12/wptpn-global-cities-in-a-time-of-populist-nationalism.html.[2018-2-10]

  (47)项左涛:《试析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第90页。

  (48)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 and Vernacular Mobilization in Europe,Nations & Nationalism,Vol.17,No.2,2011,p.223.

  (49)Ibid.,p.371.

  (50)Aurelien Mondon,Limiting Democratic Horizons to a Nationalist Reaction:Populism,the Radical Right and the Working Class,Javnost-The Public,Vol.24,No.4,2017,p.355.

  (51)《民粹崛起简化意大利大选版图,南北阵营分化明显》,http://www.sohu.com/a/225065182-114912.[20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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