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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关怀·能力:女性解放的路径探索及其反思

发布时间:2017/12/01作者:范伟伟 来源:《哲学研究》

摘要:女性主义在女性解放路径的探索中分化为两条线路:以“理性”引导的通往公共领域之路;以“关怀”引导的守护家庭领域之路。本文认同二者秉承的女性自我实现的共同理念,但以“家务劳动社会化”为例,分析了这两条路径各自面临的理论困境及其实践两难,展开女性解放理论对“自然主义”的批评。文章最后认为,努斯鲍姆的“能力路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可以兼容“理性路径”与“关怀路径”各自偏失的现实方案.为女性发展提供可具预期性的未来前景。


  摘  要:女性主义在女性解放路径的探索中分化为两条线路:以“理性”引导的通往公共领域之路;以“关怀”引导的守护家庭领域之路。本文认同二者秉承的女性自我实现的共同理念,但以“家务劳动社会化”为例,分析了这两条路径各自面临的理论困境及其实践两难,展开女性解放理论对“自然主义”的批评。文章最后认为,努斯鲍姆的“能力路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可以兼容“理性路径”与“关怀路径”各自偏失的现实方案.为女性发展提供可具预期性的未来前景。

  【作  者】范伟伟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期  刊】《哲学研究》 2017年第9期119-125,共7页

  【关 键 词】女性解放 理性 关怀 自然主义 能力路径

  传统哲学往往因其刻意强化女性与公共领域的“无缘” 而招致女性主义学者的批判。本文从批评传统理论的这一偏见出发,梳理了女性主义在女性解放进程中的两条路径—— “理性路径”与“关怀路径”,并探讨了二者背后呈现的理论困境及实践两难。全文围绕着女性解放与公私领域之间的缠绕关系,展开对推动女性自我实现的路径追寻,最后提出以“能力路径”来兼顾“理性” 与“关怀”这两条路径各自的偏狭,为女性发展勾勒了具有兼容性的可期望前景。

  一、传统哲学里的女性形象:公共领域的“不可见者”

  公共(政治)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贯穿于整个西方理论传统。在古希腊城邦时期, 自由民共有的公共领域与个体特有的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并对接了政治领域与家庭领域的划分。(参见阿伦特,第46页)前者指向政治权利以及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活动的空间;后者涉及处理包括家庭生活、亲友关系及财产事务的空间。在社会契约论的理论描述中,公共(政治)领域及其事务造就了人类的成就以及卓越;私人(家庭)领域则沦为确证这种崇高的前提或附属。分属于这两个领域中的活动主体,也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与价值评价:公共(政治)活动及其主体被认为具有创造性,彰显了自由的崇高性;家庭活动及其主体被认定为平庸或价值缺失。依据传统的理论框架,男性与女性分别被划归于公共(政治)领域与家庭领域中:

  男性拥有进入政治领域实现自由的资格与机会;女性只能在家庭中承担着提供生存必需品的劳动与服务,政治领域的大门始终对其关闭。在一系列的目的论假设下,亚里士多德建构出有条不紊的制度安排,将女性安置于家庭,隔绝了她们进入公共(政治)领域发表意见的机会。这种关于男性、女性与政治之间的观点,成为自希腊以降西方政治理论的发源性根基。正如阿内尔(Barbara Arneil)所言:“作为女性的女人并没有存在于古希腊的政治视域中,她们要么存在于13常生活的领域,要么存在于哲学家的理论中”。(阿内尔,第41页)为何女性无缘于公共(政治)领域及其生活?卢梭将之归因于大自然的馈赠。“第一次革命” 中表现出的男女差异,使得女人需要依赖于男人而生存。女性的柔弱以及对男性的依赖,决定着她们无法成长为理性公民,只能安于家庭生儿育女、照料家务。故而,教育也应该根据性别差异有所区别,培养男孩理性的公民意识,培养女孩顺从娴静的美德。(参见卢梭,第34—47页)由于性别分工契合了完善的市民社会要求,因而呈现出愈加稳定的趋势。在黑格尔看来,女性具有自然属性的先天脆弱,即过于感性、依赖直觉、思想单纯,因而无法胜任探究理性、思辨与普遍性的知识教育,只有男性通过思想上的成就与技术上的努力方可达成。换言之,女性并不具备进入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只能由男性(其父亲或丈夫)为代表参与公共生活。“如果妇女领导政府,国家将陷于危殆,因为她们不是按普遍物的要求而是按偶然的偏好和意见行事的。”(黑格尔,第63页)黑格尔甚至断言:“女人——共同体生活中永存的讽刺——通过阴谋而把政府的普遍终结转换为一个私人终结,把它的普遍行为改变为某个特殊个体的作品,把国家的普遍财产颠覆为家庭的所有物和装饰品。”(转引自帕特曼,第186页)卢梭与黑格尔代表了西方理论传统对女性的普遍判断——政治的颠覆者,切断了女性通往公共(政治)领域的道路。

  传统哲学中的女性形象,反映甚至参与塑造了社会对女性的主流认知。直至今13,社会舆论还普遍认为,女性的天职是相夫教子、照料家务。对家庭不离不弃,足以冠以女性贤惠、高尚的美德,相反,不满足于家庭而追求自我的行径,则被订上“不安于室” 的标签。

  二、女性解放的两难处境:走出家庭或持守关怀?

  在传统哲学家看来,理性匮乏是导致女性无缘公共领域及其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女性缺乏运用普遍理性把握事物的能力,自身不具有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必备的素质,因而被公共(政治)领域拒之门外。当传统哲学否定女性拥有理性,或者认为女性的理性不完备之时,也就剥夺了她们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权利与资格,家庭也就成为女性唯一的庇护场所。这一偏见遭到了女性主义学者的批评,她们在对传统哲学与理性的剖析中,揭露了背后蕴藏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及其与权力话语的纠缠。借助于父权制的庇护,男性牢牢把控着关于理性的话语权,并没有为女性发展自我理性提供充分的条件与机遇。为改变这一状况,女性主义的先驱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i)在《女权辩护》中提出,通过教育培养女性的理性潜能,开启推进女性教育与权利争取运动的序幕。(参见沃斯通克拉夫特,第252—259页)历史的发展证明,当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教育资源,进而获得政治参与资格与工作机遇,并展现出并不逊于男性的杰出能力之时,传统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断言不攻自破。

  随着理性能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期待能够走出家庭通往公共领域。毕竟公共领域的开放性能够为女性及其活动提供“呈现其实在性” 的场所,从而转变其原本隶属于家庭及私人事务的性质。基于此,家务劳动有待进行“去私人化(deprivatized)” 和“去个人化(deindividualized)”的革命转变(参见阿伦特,第32页),“家务劳动社会化” 的路径为此提供了可预期的前景。

  从理论层面来说,“家务劳动社会化” 的路径批判了无偿家务劳动的虚假性与不合理性。随着公私领域的二元对立,家务劳动被排除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女性作为家务劳动的主体也遭到公共领域的遗弃。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看来,家庭直接参与了公共领域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方面,母亲通过生育活动与教养子女,直接为社会生产活动提供主体;另一方面,女性长期承担繁琐沉重的家务劳动,为社会生产提供充分的前期准备与后勤保障。(cf.Mitchel1)长期以来,这些劳动却遭到不匹配的价值贬损。科斯塔(Mariarosa Costa)以工人阶级的家庭为例,分析了家庭主妇才是真正严格马克思意义上的被剥削的“生产工人”。她们在剩余价值的生产源头付出家务劳动,却被置于剩余价值生产链条的最底端。家务劳动的应得报酬被资本主义支付给其丈夫的工资所拦截。换言之,在工人阶级内部,身为丈夫的男性也无意中成为剥削女性的工具。(c£Costa&James)

  从实践层面来说,“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解放路径可被描述为:寻求可行的斗争形式打破既有的家务劳动系统,彻底摧毁“家庭主妇”这个社会角色,帮助女性冲破封闭的家庭生活空间,获取与男性同等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格与机会。这种路径可通过不断推进家务劳动与照料儿童的社会化改革来实现。当家务劳动具有公共劳动的属性后,女性也获得了相应的劳动报酬。但也有学者认为,将女性盲目地推入公共领域,通过在社会化结构中的劳动获得经济独立,这种改革带有一定的虚假性。正如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所担忧的:“如果家务劳动仍是私人的且在技术上是落后的,那么平等从事家庭外的工作,就仍然只是女性解放的一个令人悲伤的不充分的先决条件。”(Benston)换言之,在既定的男女家庭分工的意识形态没有变革之前,家庭主妇转换为职业女性的后果只有两种:继续加重女性的负荷;或造成女性群体内部的剥削等级。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与女性解放的目标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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