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全球治理 > 正文

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发布时间:2017/09/07作者:刁大明 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摘要: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决策具有明显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当前美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以提振美国经济与就业为明确目标。“交易思维”、“军人情结”、“反建制派”倾向以及漫长的“学习周期”等可以确定的特朗普个人特质、偏好与局限性,为其核心决策小圈子复杂的内部生态以及决策不确定性创造了充分空间。面对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交互影响下的特朗普政府外交决策,一方面未必要过早地对其具体政策路径选择作出必然性判断,另一方面也必须具有“底线思维”,做好应对一切可能的充分准备。


  作者简介:刁大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20

  原文出处:《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17年第20172期 第65-84页

  内容提要: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决策具有明显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当前美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以提振美国经济与就业为明确目标。“交易思维”、“军人情结”、“反建制派”倾向以及漫长的“学习周期”等可以确定的特朗普个人特质、偏好与局限性,为其核心决策小圈子复杂的内部生态以及决策不确定性创造了充分空间。面对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交互影响下的特朗普政府外交决策,一方面未必要过早地对其具体政策路径选择作出必然性判断,另一方面也必须具有“底线思维”,做好应对一切可能的充分准备。

  期刊名称: 《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 2017年07期

  关 键 词: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确定性/不确定性/中美关系

  “我只想让所有人理解并充分清楚,日本是美国的重要盟友,美国将百分之百与日本站在一起。”2月11日晚间,刚刚就任三周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同回应朝鲜半岛的突发事态。①如此简短且直截了当的表达,令人略感意外:特朗普虽然一改竞选期间在处理盟友关系上的不干预甚至收缩的姿态,但却绕开了直接就美国对朝政策表态。

  自上台以来,除了通过总统行政令方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之外,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尚未作出重大的实质性调整,但其一系列举动已引发世界关切:打击“伊斯兰国”的新一轮行动正在酝酿,美以关系得到高调修复,前后两个版本的“禁穆令”凸显了对伊朗等中东国家的敌意,包含增加540亿国防支出的预算案刚刚提交到国会,美俄关系的缓和遭遇巨大内外压力,调整中美经贸关系、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即NAFTA等逐渐提上日程,而与北约、日韩等盟友的关系也在总体上保持了延续性。

  这些外交动作既有对竞选承诺某种程度上的兑现与落实,也存在着一定的务实修正。虽然大多数政策还未全面展开、难以评估影响,但已完全可以为预判特朗普政府未来对外决策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提供初步依据。关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前瞻性讨论,在特朗普竞选期间特别是其当选之后就已展开。国内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确定性主要在于特朗普(对华)战略执行的环境以及特朗普个人(对中国)的定位、其(对华)战略目标以及战略手法,而不确定性主要存在于这种个人战略考虑如何转化为政府战略和政策。②

  本文所论虽然将聚焦于对外决策过程而非对外战略,但仍沿用上述关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基本思路。具体而言,本文将在两个层次上阐述所谓“确定性”:一个是,特朗普政府所面对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国内需求是确定的,构成了其对外决策的逻辑起点与终极目标;另一个是,特朗普的个人特质是相对确定的,决定了他在对外决策中的偏好、风格与局限。所谓“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达成目标的政策路径选择上,换言之,在国内外需求与特朗普个人特质的交互影响下,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过程中的权力生态存在着较大的变化空间。特别是在所谓“小集团思维”的视角下,谁将在什么时候主导特朗普对外决策中的哪些议题,将是一个极难准确回答的动态性问题,进而产生最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力图结合目前掌握的相关资料与信息,尝试剖析这些确定性因素与不确定性因素,并努力为深入而准确地理解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乃至战略倾向提供一些初步参考。

  一、国内外环境的确定性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成为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无疑是以美国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为重要前提的,而这一环境也就成为特朗普执政后制定内外政策时必须优先顾及的基本出发点。

  就国际环境而言,美国全球领导力遭遇挑战,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无法令民众满意。“9·11”事件以来,美国陷入的反恐泥潭虽然在奥巴马任内有所缓解,但“阿拉伯之春”、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等一系列中东乱局接踵而至。随着叙利亚局势的恶化、特别是“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组织的再度抬头,欧洲盟国面临着打击恐怖主义和解决难民问题的双重压力,俄罗斯又实施了有效的军事干预,美国被广泛要求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对措施,担负起在该地区的国际责任。同时,为了主导经济活跃的亚太地区、维持国际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客观上造成了该区域安全局势的动荡与复杂化。在大国关系方面,美俄关系持续恶化,特别是在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遭遇了冷战以来的空前挑战。中美关系虽然保持了稳步发展,但美国在朝核问题、中日关系以及南海争端等事务上的介入,仍无助于中美两国夯实相互尊重的合作基础。③

  据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政府在外交、安全及反恐政策上的表现持有负面评价,这三个政策议题上的不满意者分别占52%、58%及54%,而满意者仅分别占34%、34%及40%,④负面评价的主因是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过多介入了国际事务。又据皮尤去年年中的民调显示,美国受访民众中的57%认为美国应该处理自身问题,并让其他国家去处理他们自身的问题;41%认为美国过度介入世界事务;49%认为美国介入全球经济并非好事。⑤与此同时,70%以上的受访者将“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视为美国的“首要威胁”。⑥换言之,美国主流民意在对外政策上显著表现出“内顾倾向”及应对“首要威胁”的强烈诉求,这些民意倾向已通过大选直接转变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标。

  就国内环境而言,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虽缓慢复苏,但全球化下的资本流动与人口流动所带来的产业空心化与人口多元化持续产生负面效应,集中体现为在就业、阶层以及人口等诸多维度上的失衡。首先,虽然失业率逐渐回落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由于缺乏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支撑,以低水平服务业为主的就业结构令人难言满意,⑦民调显示民众仍将提振经济、提高就业的数量和质量视为国家的首要任务。⑧同时,由于虚拟经济的复苏明显快于实体经济,高收入群体的增速也明显快于低收入群体,曾被广泛视为“社会稳定基石”的美国中产阶级不断萎缩,历史性地降至50%以下。⑨在就业与阶层失衡的状况下,占比越来越大的少数族裔以及新移民群体不但加剧了低水平就业层面的竞争,其中一些所谓“美国梦断者”还在中东极端思想以及美国枪支泛滥顽疾的双重驱动下日渐沦为不稳定因素,近年来多次在美国国内爆发“独狼”袭击即为明证。

  面对经济与社会矛盾交错恶化,70%的美国民众要求新当选总统优先解决国内事务,认为要先考虑国际事务的只有17%。⑩更为重要的是,受到就业、阶层以及族裔失衡拖累最为严重的民众群体正好构成了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关键选民基础。(11)进而,民意倾向与关键选民诉求共同促使特朗普形成了所谓“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以及“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方向性表达,并在上台后将政治与政策资源聚焦于经济、就业以及移民改革等重大议题。

  事实上,关注国内事务的急迫呼声近年来在美国战略界早已不绝于耳。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一度被传将在特朗普政府内任要职的理查德·哈斯曾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办好美国国内的事》中指出,“对美国安全和繁荣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国内本身。……美国若要继续在海外行动自如,就必须重建其权力的国内根基。……由于自身资源有限,它(美国)必须更精准地制定自己的有限目标。”(12)

  这种“内向化”思想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奥巴马政府的对外决策当中,即对美国有限战略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平衡理念”。(13)这里的“平衡”包含着中东与亚太的“区域平衡”、保持领导力与擅用盟友的“手段平衡”以及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议程平衡”。不过,“在国际舞台上收敛,关注其自由派国内政策议程”的所谓“奥巴马主义”(Obama Doctrine)(14)似乎过于理想化,以至于不但无法有效打压美国民众认定的“首要威胁”,并因“伊朗核协议”等中东政策而被认为过于软弱,甚至其执意推进的TPP也因可能伤害劳工利益而招致多方的强烈反对。

  从某种意义上讲,面对延续性颇强的国际、国内环境,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与其说是对“奥巴马主义”的否定,不如说是一种走得更远的改良。在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平衡之中,特朗普将更为“内顾”地优先应对国内事务,尽力提振美国经济。在对外决策上,特朗普政府将秉持两个确定的原则:一是“外交政策永远将美国人民、美国安全放在第一位”,即集中力量应对美国的“首要威胁”,而非关照全球或其他国家的利益关切;二是“‘美国优先’将是主要也是永远的主题”,(15)即一切政策的底线是本土主义或民粹主义倾向的“美国优先”,必须维护、至少绝不能损害美国利益特别是中下层普通民众(尤其是白人)的切身利益。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的“首要威胁”应为针对“美国优先”或“再强大”的威胁,存在着变动的区间。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伊始,特朗普认定的“首要威胁”显然是“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但从长远计,这种“首要威胁”极可能是针对美国经济与就业的所谓“威胁”。

  二、特朗普个人因素的确定性

  既定的国内外环境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设定了明确的诉求与目标,而特朗普个人的特质将直接决定着其实现目标过程中的风格、偏好以及局限性。从其成长经历、商业生涯及竞选表现观察,特朗普的“商业思维”、“军人情结”、“反建制派”倾向,以及因缺乏经验而必须经历的漫长“学习期”等因素,都将在其对外决策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首先,特朗普的“商业思维”构成其对外决策的核心理念。作为首位直接从商界步入白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完全可能将其在商界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与处事方式带入内外决策。同时,特朗普在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以及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位上安排商业界人士,也强化了“商业思维”在决策过程中的渗透。

  “商业思维”在对外政策上的最主要体现即所谓“跨议题联动”的“大交易”倾向。正如特朗普在其畅销书《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中所言,“我做生意还有一条原则,就是多样化选择,我不会只寄希望于一笔交易或一种方法。……应该做好几手准备,很多生意起初看来很诱人,却多以失败告吹。……我也常常准备好几套运行方案,最完美的计划也有出问题的可能,不得不防。”(16)在“多样化选择”思路的指引下,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可能采取在跨领域的多议题上施压或妥协的方式,换取在核心议题上目标的实现。事实上,在其竞选期间,特朗普就曾经表达过在南海事务上向中国施压,换取中方在中美贸易关系中所谓“更为规范”行为的立场倾向。(17)而在参与跨议题交易的选择上,特朗普充满了实用主义的考量,“牵制对手,就是你手里要握有对方想要、需要、离不了的东西。……让对手知道,这笔生意可以让他得到很多好处。”(18)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从对手的实际需求而非自身偏好出发,选择以美国可以施加绝对影响的、对手最为急迫关切的议题来充当交易筹码。

  同时,特朗普的“大交易”是以“底线思维”为保障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做生意的方式简单又直接。我给自己定很高的目标,然后为此不断付出,直到成功。……我是生意场上的保守派,每笔生意,我的原则都是:做最坏的打算。……并且提前想好应对措施,那么好事就会不请自来。……有时候,在一场战役里,输是为了更好的赢——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外加一点运气。”(19)

  此外,基于对交易成本与收益的计算,特朗普展现出鲜明的“去多边化”倾向,即倾向于美国与相关国家一对一的双边交易,从而保障美国利益最大化,而非选择需要多方之间妥协、达成均衡的多边安排。这一倾向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即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同时表示将与日本等国展开关于双边贸易安排的谈判。(20)

  第二,特朗普的“军人情结”影响其对外决策中的手段侧重。根据报道,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多次表达对乔治·巴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等二战美军将领的仰慕之情。在提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詹姆斯·马蒂斯出任国防部长时,特朗普也曾评价道,“(马蒂斯)具有与巴顿最为相近的品质”。(21)这种欣赏、青睐军人的偏好,不但表现为增加军费支出、提高军备水平、扩充军事能力等竞选承诺,也落实为在2018财年总统预算中540亿美元的军费提升。(22)甚至军人背景的人选也在特朗普政府团队中占据了空前比重,马蒂斯是继1950年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以来首位出任防长的军事将领,而防长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同为将军背景的情形在美国政治史上也是头一遭,此外15位内阁部长中有6位有过军旅生涯,刷新了美国总统内阁的历史纪录。

  特朗普的“军人情结”一般被认为源自其早年在纽约军校的学习经历。由于性情顽劣,特朗普从八年级起被父亲送入纽约军校就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段经历教会了他“严于律己……把好胜心用在取得成绩上”。(23)在军校期间,17岁的特朗普被任命为队长,开始负责管理一些本队同学。对此,他曾回忆道,“我在军队体制内表现得非常好,我成为整个学校顶尖学生中的一员。”(24)换言之,军校生活以及军队中的等级体制,使青少年时代的特朗普获得了成就感,并树立起他对军队以及军人的极大好感。

  这种情结直接决定了特朗普担任总统后重视军事力量的倾向,而对军事力量的倚重,不但可以为应对“首要威胁”提供必要保障,也能成为达成跨议题交易的强有力筹码或所谓的“最后底牌”。

  需要强调的是,按照其个人回忆,特朗普在军校期间特别尊敬一位海军军官出身的老师兼棒球队教练。而作为棒球队队长的特朗普一方面表现良好,让教练满意,另一方面却既不表现出唯命是从、也不挑战强者,而是选择自己展示出自己的强势,从而赢得了教练的尊重与真诚相待。(25)这段经历暗示着,特朗普可能会通过采取单方面强化军事力量的方式,对包括主要大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形成巨大威慑,从而维持世界对美国实力与地位的尊重。

  第三,特朗普的“反建制派”倾向塑造着其对外决策的内部生态。特朗普自竞选之初就扛起了“反建制派”大旗,其当选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准确地驾驭了美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精英极度不满的民怨情绪,甚至承接了2009年以来美国共和党内部“茶党”势力的激进趋势。这种“反建制派”倾向凸显了美国历史中由来已久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特点,即“对理性生活和那些被认为是其代表的人们的反感和怀疑,是一种一贯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倾向”,(26)而这种倾向在政治与政策过程中的集中体现正是对专业且具有经验的精英的高度不信任。

  自当选及上台以来,特朗普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反建制派”倾向。一方面,在政府团队的组建上,特朗普放弃了平衡忠诚度与专业度的惯常做法,一味强调忠诚度,在重要决策职位上排斥具有专业积累与政策经验的“建制派”人选。如此“任人唯亲”的做法,不但极大放缓了特朗普政府完成构建并顺利推进政策的脚步,还引发了某些关键人事安排无法经受媒体与舆论监视、拖累特朗普政府稳定性的窘况。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会共和党人、共和党传统智库在内的本党“建制派”势力的不满与不信任,特朗普明显依赖于身边的核心小圈子决策。这种相对封闭且又难以保证专业度的小圈子决策直接导致了诸多问题的滋生。比如,特朗普政府只能通过总统行政令方式单方面推进某些政策议程,其效果与质量明显弱于与国会合作彻底落实政策的立法方式;再如,某些重大政策(如1月27日和3月6日先后出台的所谓“禁穆令”的两个版本)明显缺乏充分评估与协调,持续引发国内外争议。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总统制的决策生态下,总统在对外决策中握有更大主动权,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以忠诚度为基础的小圈子决策,将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持续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特朗普漫长的“学习期”决定了其对外决策的聚焦性、突发性与延续性。虽然特朗普曾表达过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国际局势。……花一些时间来了解国际形势,看书,并成为一个弄潮儿。……关注全球,你会发现自己能够领跑这个时代”,(27)但这位历史上首位既不具备政府经验、又不具备军事经验的美国总统,事实上并不熟悉国际事务与对外决策过程。因此,他势必将面对与以往总统相比更为漫长的所谓“学习曲线”或“适应期”。

  通常而言,由于缺乏必要的外交决策经验,新当选总统及其助手团队往往在第一任期的第一年里难以明确推动某些对外政策,而是会选择在国际事务上的更多体验、学习与适应。即便新当选者是具有类似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副总统等经历的“华府圈内人”,也难以保证其对大多数外交事务都了如指掌,更何况是特朗普这样毫无经验的“新手”。在这种情况下,新当选总统往往不得不设定外交政策的首要议程,专注于最为感兴趣或者最为重要的议题,而其他大多数外交政策将处于磨合与调整阶段。(28)

  按照总统政治周期的一般规律,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决策在未来至少一年中可能会重复某些特定动作。其一,外交重点可能放在其政府团队相对熟悉、而且可以尽量回应国内选民诉求并彰显执政能力的议题或领域上。从这个逻辑出发,打击“伊斯兰国”这一中东议题不但是特朗普政府内部多位军人成员相对熟悉的领域,也属于美国民意最为集中的首要安全关切。其二,在这个学习期或适应期即特朗普外交政策乃至战略的形成过程中,不排除发生某些突发事态的可能,进而特朗普政府就必须予以回应,而这种回应就存在着由于经验有限且专业度不足而导致非理性后果的可能。需要区别的是,这里的突发事态可能是外部的,即热点议题或敏感地区的突发状况,比如朝核问题、克里米亚问题、南海问题等,也可以是特朗普团队成员为了追求某种政策效果而主动设定的。换言之,在特朗普逐渐熟悉外交事务的适应阶段,其核心决策成员完全可能故意引导其做出某些特定举动,进而可能导致未必可控的国际后果。(29)其三,经历一年左右的磨合和调适,特朗普政府追求“美国优先”和“再强大”目标的对外政策或战略才能成型。在国内外环境以及其他决策参与者的约束下,特朗普在某些议题上的态度完全可能明显偏离竞选论调,回归到美国某些传统立场的延续性轨道上。

  三、特朗普对外决策过程的不确定性

  即便政策目标明确且决策者个人影响也相对确定,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决策仍将面对一个繁复而系统的官僚政治体系。从国会到内阁,从白宫总统办事机构到总统核心决策小圈子,在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权力体系当中,谁在什么时候在哪些议题上对特朗普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决定着特朗普政府走向“美国优先”目标的不同路径选择,产生诸多不确定性。

  (一)国会的压力?

  特朗普上台后,很快选择采取总统行政令等单边方式推进内外政策,并未与本党即共和党占据多数的国会两院展开立法合作。究其原因,除了“反建制派”倾向之下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存在企图尽快兑现竞选承诺的权衡。截止到2月底,特朗普共发布了15项行政令、11项总统备忘录以及4项总统公告。其中涉及对外事务的内容包括:禁止中东七国公民入境、退出TPP、重建美国军事力量、公布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的方案、改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推进拱心石输油管道建设以及禁止美国政府资助国际非政府组织实施堕胎等。(30)这些议题基本上展现了特朗普政府在政策议程设置上的优先安排,但显然并不能有效而彻底实现其政策目标。

  第115届国会就位以来,除了参议院通过对特朗普人事提名的听证与批准保持对新政府内外政策的掌握与监督之外,还通过支持就俄罗斯黑客介入2016年美国大选展开调查等方式,对特朗普政府可能推进的美俄关系缓和形成了有力限制。但除此之外,国会政治并未对特朗普对外决策构成显著影响。

  随着首次国会演讲以及3月中旬2018财年总统预算报告的公布,特朗普与国会的合作也将被提上日程。目前,对外政策的互动将至少集中在增加军费预算和通过边境调节税(border adjustment tax)两个层面。

  在军费提升方面,除了国会民主党人坚决反对之外,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为代表的共和党军事鹰派则认为,540亿美元即10%左右的增长并不能满足美国当今的军事需求,而以大量削减国务院对外援助支出来实现军费增长的做法,也与传统共和党人从意识形态价值观出发维持美国所谓“软实力”的理念背道而驰。(31)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提升军费的努力将在国会政治过程中遭遇两难局面:不但可能要继续提高军费水平,而且要尽量维持对外援助支出的水平,并将削减部分更多转嫁到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民主党项目上,但这种调整势必招致民主党阵营更为猛烈的抵制。

  在边境调节税方面,国会共和党人在2016年竞选期间就高调推出了以该议题为重点的税制改革计划,试图促使美国在外投资企业以及就业回流美国。(32)特朗普本人对该计划态度游移,虽然曾多次指责其过于复杂、可能伤及美国企业利益,但也承认其存在实现就业回流的潜在可能。在特朗普团队内部,代表商业利益的财长斯蒂文·努钦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相继表示忧虑,而白宫总战略师史蒂芬·班农、高级顾问史蒂芬·米勒以及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等激进派却明确支持。(33)这就意味着,即便是目标明确,特朗普和国会也必须就是否采取边境调节税作为实现手段展开进一步的磨合与博弈。

  总体而言,国会对特朗普在对外事务上的约束虽然有限,但在涉及预算、税收、贸易政策等事关“美国再强大”的多个重大议题上,国会特别是传统共和党人仍具有塑造特朗普政府决策的一定空间。

  (二)内阁团队成为操作层?

  随着总统权力的复兴以及白宫办事机构的崛起,内阁等政府机构的制度性影响力日渐下降。奥巴马政府内部出现了以其短暂国会参议员任期和竞选期间年轻幕僚为主要成员的核心决策小圈子,引发了国务卿、国防部长等资深政治人物的抱怨。(34)在当前的特朗普政府当中,与对外政策有关的内阁官员似乎进一步失去了决策影响力,更多充当起决策执行或者操作的角色。

  必须看到,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上仍然坚持对忠诚度的过度强调。在涉及对外事务的内阁成员中,财长努钦和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均为特朗普的早期支持者和竞选团队主要成员,因而被认为具有高忠诚度以及在特朗普决策中的一定影响力。但反观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和防长马蒂斯,两人均为特朗普当选后才被推荐进入备选名单的,此前与特朗普个人及其竞选团队并不存在密切联系。即便是出于接受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和前防长罗伯特·盖茨推荐的考虑而选择蒂勒森,(35)或是出于对马蒂斯军事生涯的青睐而将其提名为防长,这些人选都难以保证可以在短期内与特朗普建立充分信任,进而也就无法确保其自身掌握话语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被特朗普提名出任驻联合国大使的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妮姬·黑利的身上。

  传统上主导外交事务的内阁成员无法有效参与对外决策的迹象已日益凸显。一方面,蒂勒森、马蒂斯以及黑利等人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在美俄关系、对伊朗政策等议题上都明确发出了与特朗普相悖的信号。(36)这一现象的确具有坚持传统立场从而确保得到参议院批准的计算,但也存在这些人选的立场在未来决策过程中无足轻重的极大可能性。另一方面,蒂勒森和马蒂斯上任后,在国务院和国防部重要职位的人选安排上均未获得控制权。在提名蒂勒森为国务卿人选之前,特朗普就已宣布了驻联合国大使、驻华大使等以往需要与国务卿人选协商后确定的职位安排。而蒂勒森就任后提出的常务副国务卿人选以及多位驻主要国家大使人选却都被特朗普否决,其中常务副国务卿人选、里根时代的助理国务卿埃利奥特·阿布拉姆斯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其在2016年大选期间曾公开发表过批评特朗普的言论。(37)马蒂斯就任防长后,虽然逼退了特朗普提名的具有商业背景的陆军部长人选文森特·薇奥拉和海军部长人选菲利普·比尔登,(38)但其提名奥巴马政府的副防长米歇尔·弗卢努瓦出任常务副防长的努力,也在特朗普团队的阻挠之下不了了之;最近马蒂斯又推荐在奥巴马时代先后出任驻埃及大使和助理国务卿的安妮·佩特森出任分管政策的副防长,最终也被白宫回绝。(39)

  主管对外事务的内阁官员的潜在边缘化,以及专业人士因政见不同而所遭遇的排挤,直接导致了特朗普对外决策过程的封闭性,致使其在对外决策中无法得到充分的专业建议,难以保证政策议程的高质量。面对政府诸多高级官员的空缺以及实际政策对专业人士的迫切需求,特朗普政府也可能放弃所谓“‘忠诚度’为王”的标准,但目前看来态势仍不明确。

  (三)白宫核心圈的内斗?

  目前,特朗普政府内外决策的实际参与者当属白宫团队内部深得总统信任的一小群人,即一个核心决策小圈子。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小集团思维”的相关经验,核心决策圈往往相对封闭且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着寻求一致意见的强大压力。(40)这一判断基本上可以解释奥巴马政府核心决策圈的现实,但特朗普目前面对的核心决策圈却明显呈现出封闭且内斗的态势。导致这种复杂状态的主要原因是,除了家庭成员之外,特朗普的核心决策圈基本上是在其竞选过程中不断建立信任、加盟其竞选团队进而组建而成的。这些拥有信任的参与者杂糅着激进的“反建制派”势力和持有传统共和党观点的“建制派”政治人物。他们政治背景迥异且所持立场大相径庭,因而内斗也在所难免。换言之,这些背景与立场不同的决策参与者共同构成的所谓“小集团思维”,似乎更切合基于决策者信任度与亲疏度的特殊的官僚政治模型。

  特朗普核心决策圈中“反建制派”力量的重要人物包括白宫总战略师兼总统顾问史蒂芬·班农、总统高级顾问史蒂芬·米勒以及总统顾问凯利安妮·康威等人。这些人大多是随着2009年“茶党”运动兴起而步入美国政坛的,其理念也源自“茶党”运动在政府规模、财政预算以及社会事务等议题上的极端保守立场以及所谓“茶党福音派”(Teavangelical)的浓烈宗教色彩。特朗普上台后推出的争议巨大的所谓“禁穆令”就是班农、米勒等人主导决策的极端结果,而特朗普改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班农确定为固定成员的做法,也被认为令班农握有了主导对外决策的重要权柄。(41)

  从其少见的关于国际事务的言论观察,班农的政治倾向兼具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价值观。在2014年的一次访谈中,班农曾总结当今世界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即资本主义已日渐远离“犹太教—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与道德基础、西方世界日渐大规模世俗化,以及所谓“伊斯兰圣战法西斯主义”正在不可控地蔓延。班农声称,世界范围内需要一场全球性的“茶党”运动,彻底消除“裙带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向“哈里发国”开战,将资本主义带回到“经济民族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也是在这次访谈中,班农对俄罗斯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所谓“民族主义”倾向表现出不加掩饰的认可。(42)换言之,班农保持了“茶党”运动对所谓“大政府”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并从宗教价值观出发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存有巨大敌意,但同时还颇为矛盾地强烈推崇“民族主义”甚至“强人政治”。在极端保守思想的作用下,班农等人无疑将推动特朗普政府作出与传统政策存在一定偏离的极端选择。

  与班农提供激进理念不同,核心决策圈中的传统共和党“建制派”负责保障政府运作的组织化与稳定性,其代表人物莱恩斯·普里布斯在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期间曾为特朗普的竞选发挥了重要的辅助协调作用,进而被任命为白宫办公室主任。在白宫团队的搭建过程中,普里布斯将其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的大量人马平移进入白宫、担负要职。比如,新任白宫办公室副主任凯蒂·沃尔什就是普里布斯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时的办公室主任,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传媒主管肖恩·斯派塞也出任了白宫新闻发言人。换言之,普里布斯等人完全可以通过对总统日程、文件与电话等行政流程的控制来介入特朗普的决策倾向。(43)

  为了保持白宫团队内部的势力范围,普里布斯已多次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普里布斯与同为建制派的副总统迈克·彭斯共同主导了与班农虽有矛盾但却更为密切的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的最终辞职。(44)此外,1月中旬曾代表特朗普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安东尼·斯卡拉姆奇后来未能顺利就任白宫公共联络与政府间事务办公室主任一职,其原因是普里布斯并不希望再有其他人能与总统直接互动。(45)

  由于长期负责共和党党内事务,普里布斯在对外政策上的公开表态也极为鲜见,但总体上延续了共和党阵营的一般立场,捍卫商业、军工、能源利益,甚至在某些议题上也存在一些意识形态或冷战思维的色彩。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禁穆令”遭遇司法冻结以及弗林的意外辞职,班农与普里布斯之间的权力对比暂时回到了相对平衡的状态。新任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现役陆军中将H.R.麦克马斯特在对外事务上相对审慎,且具有丰富的实际指挥与专业经验,被期待可能成为强化彭斯、普里布斯、马蒂斯等人的对外决策权重的关键人物。按照白宫新闻发言人对外公布的情况,麦克马斯特获得了协调国安会运作的“全权”,但要改变班农在国安会中的地位还是必须得到总统的允许。(46)换言之,并未参与过特朗普竞选、此前也几乎与特朗普个人毫无交集,只因军事将领身份而得到青睐,麦克马斯特的处境本质上与马蒂斯无异:是否能够在对外决策中扮演专业角色,还需要持续观察。

  在激进派与传统派之外,特朗普核心决策圈内部还存在着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家庭成员,即大女儿伊万卡·特朗普和被任命为高级顾问的大女婿贾里德·库什纳。事实上,以两人为代表的家庭成员始终在特朗普的总统竞选中发挥主导作用,也正是伊万卡推动的2016年8月竞选团队重组才将班农、康威等人收入麾下。

  家庭成员在对外决策中能够扮演的角色相对微妙:一方面,特朗普极度信任家庭成员,相信只有家庭成员才能彻底地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提出建议。特朗普在经商期间就习惯与家庭成员配合,他曾写道,“我需要一位有能力、诚实正直、忠诚的人……这个人选,有能力的家人再合适不过。外人再好,也比不了家人值得信任”。(47)另一方面,作为父亲的特朗普可能因为自认为熟悉儿女的认知成熟度而在众多议题上不会首先询问儿女意见,而是询问班农、普里布斯甚至麦克马斯特等其他幕僚。但就在对外政策上发挥的潜在影响而言,由于同样的商业背景,家庭成员肯定将强化“商业思维”的引入,而且将对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更为敏感;同时,家庭成员可能更为看重家族实际利益的得失,不但关心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民意评价及其对家族声望的影响,更关注特朗普现行政策可能对家族商业利益造成的长远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家庭成员给出的建议可能更加务实、更为稳妥且更具远见,而其对特朗普决策的驱动力也更为牢固而持久。

  从目前的决策生态观察,特朗普核心决策圈中内斗的各方在不同维度上不可替代地满足了特朗普政府的诉求,因而基本上维持着相对均势的平衡。由于这种封闭而内斗的官僚决策模式缺乏制度性权力分配,不同人的主导产出了迥异的政策。但由于核心决策圈内部各方的相对稳定、相互纠偏,短周期政策具有反复性的同时,长周期政策方向也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四、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对华政策

  “再强大”目标确定、特朗普的个人特质相对确定、对外决策生态不确定的总体框架,也为预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决策提供了一些端倪。

  首先,对华政策在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中占据主要地位,极可能以调整中美经贸关系为主线。特朗普政府的最关键任务无疑是提振美国经济和就业,进而势必调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经贸关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中国势必成为特朗普政府调整贸易政策所波及的最重要国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口中的“首要威胁”以中东的“伊斯兰国”首当其冲,但从经贸角度讲,也完全可能是因美国经济复苏不佳而“躺枪”的中国。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一定将调整中美关系特别是所谓对美国更为“公平”的中美经贸关系视为重大外交议程。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特朗普对外政策在目标与诉求上的确定性,也为中美之间推进深入合作创造了新的重要起点。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深化中美经贸合作,比如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与覆盖产业、扩大双向市场开放、构建法治化的公平营商环境,实现合作共赢与优势互补,这也为实现“美国优先”与“再强大”提供了另外一种路径。

  第二,以调整中美经贸关系为目的,特朗普政府极可能采取“跨议题联动”的“大交易”操作。对特朗普政府而言,秉持实用主义、运用“商业思维”的概率很高,将其他一系列中美关系中的热点甚至是难点、困点议题统筹考量,不排除在“人权”、台湾问题、涉藏议题、涉港议题、南海问题、中日关系、朝核问题等诸多领域选择性施压,换取中方在经贸领域的妥协与让步。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虽然将不会再使用“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等奥巴马时代的词汇,但显然不会放弃、反而将强化奥巴马时代以来的亚太战略。在强化的方向上,特朗普政府极可能投入更多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强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即构建所谓“以实力促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的“特朗普版本”的亚太战略。(48)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特朗普个人目前的思维框架里,在诸多议题上施压与强化军事存在并非政策目标,而只是政策手段。

  第三,特朗普核心决策圈内部各方立场的差异性,给对华政策的具体实施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激进派从对“有限政府”和宗教价值观的极端追求出发,对中国存在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班农甚至曾公开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并列为美国的两大“威胁”,声称“伊斯兰在扩张,中国在扩张,不是吗?他们有动机,有野心,他们在进军。他们认为‘犹太教—基督教’的西方正在退缩。……五到十年内,我们(美中)必将在南海开战”。(49)这种由“茶党”运动延续而来的“偏执风格”,习惯性地将美国所面对的挑战夸大为“一个庞大且险恶的阴谋、一个巨大却微妙的系统,正在试图削弱和破坏现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只有“摒弃政治妥协与让步的通常手段,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讨伐,才能击败敌人”,把美国从“阴谋”中拯救出来。(50)因而,对班农等人而言,即便是要通过交易实现经济利益,在政策手段的选择上、特别是在军事威慑的使用程度上也一定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传统共和党人的对华态度基本上延续了从历史中走来的一贯立场,在维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在军事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对亚太军事存在、台湾问题、对台军售等议题可能存在更大兴趣。同时,随着中美经贸关系中竞争性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美国商业利益转而希望美国政府向中方施压,从而维持或扩大其在中国长期以来享有的优势与获益,代表商业利益的传统共和党将是一个首选途径。比如,普里布斯曾于2011年和2015年访问台湾地区,而与其关系密切的爱达荷州共和党委员会主席、曾任切尼副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叶望辉(Stephen Yates)直接参与撰写了涵盖所谓“六项保证”的共和党新党纲,甚至还被猜测可能与特朗普当选后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通话存在关联。(51)通话之后,普里布斯曾向媒体表示,“我们并不是表示我们正在重新审视‘一个中国’政策”。(52)这一表态看似回撤到了美国政府的传统立场,但也充斥着交易思维的潜在可能。

  家庭成员的对华立场目前看来相对理性务实。出于对世界经济总体趋势的判断、对家族经济利益的长远规划以及在长期商业实践中与中国互动所形成的认识与经验,参与对外决策的家庭成员极可能更倾向于稳定中美两国关系,保持合作面大于分歧面的良好态势。事实上,自特朗普当选以来,特朗普的家庭成员已经较为广泛且深度地参与到各层次的中美互动当中,其扮演的角色相对积极。

  具体到调整中美经贸关系的美方决策过程,除了班农、普里布斯以及库什纳等各方不同程度地介入其中,财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以及尚未就位的贸易代表提名人罗伯特·莱特希泽都被认为将扮演不同的角色,并通过互动决定着未来所谓“中美经贸战”的可能与烈度。就目前态势而言,努钦和罗斯不但享有特朗普的高度信赖,而且也握有作为支撑的行政资源,因而更可能在具体经贸政策选择上形成一定话语权。从商业利益出发,努钦和罗斯在对华政策上相对审慎。努钦就位后马上与中方政府高层通电话,期待“发展强劲”的中美关系,并强调“未来实现更均衡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性。(53)由于在商业往来中涉足对华贸易,罗斯曾公开宣称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攻击已过度,预言即便就业从中国离开,也会流向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而非回到美国。虽然在特朗普竞选期间,罗斯在对华贸易事务上的立场骤变,但也被广泛预期在投入实际政策操作后将回归到实用而非意识形态化的常态上来。

  相比而言,纳瓦罗将领导新设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协调贸易和产业政策,虽然因反全球化观点以及相关著述(如《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等书)得到特朗普的欣赏和一定信任,但由于毫无组织管理经验且不具备行政资源,又加之并不熟悉中国事务,纳瓦罗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力可能小于外界预期。(54)此外,贸易代表人选莱特希泽虽然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且以副贸易代表身份亲历了1980年代的美日贸易争端,但由于他并不具备与特朗普个人的任何联系,所以极可能只是一个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和最终政策的实际操作者。

  有趣的是,在2017年3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提交的《2017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与2016年年度报告》中,虽然仍保留了类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美国经济利益受损”等无端言论,但其中大量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等热点议题的争议陈述已被删除或削减。背后的情况是,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绕过了纳瓦罗或莱特希泽,主导了该报告最后版本的定稿。(55)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在白宫办公机构内部,纳瓦罗的反全球化立场也并非是贸易政策的唯一选项,代表传统商业利益的高盛集团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科恩等人正在扮演维持平衡的稳健角色。

  第四,特朗普的“学习期”也将显著体现在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之中。在缺乏充分经验的前提下,特朗普政府成型的对华政策一定需要一段时间甚至比其他对外政策更长时间的试探、调试与适应。在这个阶段,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应该避免被“脸谱化”的判断,而是存在较为充分的可塑造空间。事实上,自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以来,中美之间基本上做到了对突发事件及其带来冲突可能性的有效管控,双方从顶层到各层次的密切互动,正在有效塑造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趋向理性而务实的选择。

  政策是通向既定目标的路径,而决策就是对于路线图的选择。“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以及应对“首要威胁”,即便已识别并设定出这些确定性目标,特朗普政府仍面对着实现目标的政策工具的重大选择。在这个选择过程中,特朗普个人的特质、偏好以及局限性再次构成了相对确定的框架,“商业思维”下的“大交易”、青睐军事力量的“军人情结”、倚重核心小圈子决策的“反建制派”倾向以及必须经历的漫长“学习”或“适应”周期,共同决定着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能力与执政作为,也为其对外决策过程中各方的博弈提供了必要的空间,进而制造了不确定性。

  “在决策过程中将一直存在黑暗、错综复杂的区域……即使对那些最直接的参与者来说也是神秘的。”(56)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外决策也一定存在着“黑暗”且“错综复杂”的诸多隐患,需要全世界以“底线思维”做好一切准备。比如,跨度或规模过大的议题参与的交易导致问题恶化与复杂化,交易破局进而引发高烈度的军事冲突,极端倾向、毫无准备且稀缺专业度的突发事态回应导致不可逆的极端后果,激进派在核心决策圈中的持续主导驱动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显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与宗教价值观……这些可能或正在发生的负面产出,必然继续加剧美国当前的内外困境、侵蚀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瓦解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而如此世界级的不确定性,也成为特朗普政府通向既定政策目标之路的最大障碍。换言之,特朗普政府在政策过程中表现出的不确定性超过了确定性,已逐渐显露出特朗普政府“破而不立”的尴尬前景。

  “越战的失败不在战场上,不在《纽约时报》的头条上或者校园的反战抗议中。这是华府的失败……并非人性的失败,而是特定人群的失败,总统(约翰逊)及其主要军事和文官顾问都要负责。失败太多且相互强化:傲慢、软弱、过于追逐个人利益,以及对美国民众责任感的缺失。”(57)在其20年前出版的著作中,特朗普政府新任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曾这样反思约翰逊政府在越战决策上的失职与失败,而今天他本人已身在其中,不知历史重演的大幕会否被特朗普和他的小圈子徐徐拉开。

  ①"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White House,February 11,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2/11/joint-statement-president-trump-and-prime-minister-abe-japan.

  ②达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前瞻: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美国研究》,2016年第6期,第9—19页。

  ③刁大明:《2016年大选:美国内政外交风向标》,载郑秉文、黄平主编:《美国研究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13页。

  ④"President Obama an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The Polling Report,http://www.pollingreport.com/obama_ad.htm.

  ⑤"Public Uncertain,Divided Over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Pew Research Center,May 5,2016,http://www.people-pressorg/2016/05/05/public-uncertain-divided-over-americas-place-in-the-world/.

  ⑥Bruce Drake and Carroll Doherty,"Key Findings on How Americans View the U.S.Role in the World",Pew Research Center,May 5,2016,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5/05/key-findings-on-how-americans-view-the-u-s-role-in-the-world.

  ⑦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4期,第31—39页。

  ⑧"Problems and Priorities",The Polling Report,http://www.pollingreport.com/prioriti.htm.

  ⑨"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Pew Research Center,December 9,2015,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

  ⑩"Public Uncertain,Divided Over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Pew Research Center,May 5,2016,http://www.people-pressorg/2016/05/05/public-uncertain-divided-over-americas-place-in-the-world/.

  (11)刁大明:《2016年大选与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美国研究》,2016年第6期,第41—58页。

  (12)[美]理查德·哈斯:《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办好美国国内的事》,胡利平、王淮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13)樊吉社:《奥巴马主义:美国外交的战略调适》,《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69—86页。

  (14)Colin Dueck,The Obama Doctrine:American Grand Strategy Toda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2.

  (15)"Read Donald Trump's ‘America First’ Foreign Policy Speech",TIME,April 27,2015,http://time.com/4309786/read-donald-trumps-america-first-foreign-policy-speech/.

  (16)[美]唐纳德·特朗普、托尼·施瓦茨:《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尹瑞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17)在特朗普总统竞选官方网站的“议题”栏中,曾设置有“中美经贸关系”的专题内容,里面列出了包括对中国输美产品增收45%关税在内的各种严苛对策,其中最后一项对策就是声称将在南海议题上施压,换取中国在经贸议题上的妥协。

  (18)[美]特朗普、施瓦茨:《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第43页。

  (19)同上书,第38、40、166页。

  (20)"Trump to Seek Bilateral Trade Deal with Japan after Rejecting Multilateral TPP",Newsweek,January 26,2017,http://www.newsweek.com/donald-trump-japan-tpp-trade-shinzo-abe-548932.

  (21)Arthur Allen,"The Problem with Trump's Administration of General Patton",Politico,December 26,2016,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12/trump-general-patton-admiration-214545.

  (22)"Making Our Military Strong Again",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making-our-military-strong-again.

  (23)[美]特朗普、施瓦茨:《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第56页。

  (24)Michael E.Miller,"50 Years Later,Disagreements over Young Trump's Military Academy Record",The Washington Post,January 9,201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decades-later-disagreement-over-young-trumps-military-academy-post/2016/01/09/907a67b2-b3e0-11e5-a842-0feb51d1d124_story.html?utm_term=.76b35d45b9ec.

  (25)Michael Kranish and Marc Fisher,Trump Revealed:The Definitive Biography of the 45th President,Scribner,2016,pp.40-41.

  (26)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Vintage Books,1962,p.7.

  (27)[美]唐纳德·特朗普、梅瑞迪丝·麦基沃:《永不放弃——特朗普自述》,蒋旭峰、刘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64页。

  (28)William B.Quandt,"The Electoral Cycle and the Conduct of Foreign Polic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1,No.5,1986,pp.825-837.

  (29)Evan Osnos,"The Real Risk behind Trump's Taiwan Call",The New Yorker,December 3,2016,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the-real-risk-behind-trumps-taiwan-call.

  (30)"List of Executive Actions by Donald Trump",Wikiped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executive_actions_by_Donald_Trump.

  (31)Gabrielle Levy,"Lindsey Graham:Trump Budget ‘Dead on Arrival’ in Congress",US News,February 28,2017,https://www.usnews.com/news/politics/articles/2017-02-28/lindsey-graham-trump-budget-dead-on-arrival-in-congress.

  (32)"A Better Way:Our Vision for a Confident America",June 24,2016,http://abetterway.speaker.gov/_assets/pdf/ABetterWay-Tax-PolicyPaper.pdf.

  (33)Damian Paletta,"White House Split on Import Tax Puts Congress in Limbo",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3,201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conomy/white-house-fight-on-importtax-puts-congress-in-limbo/2017/03/03/89ca2298-0044-11e7-8ebe-6e0dbe4f2bca_story.html?utm_term=.bd0fcb67e137.

  (34)Hillary Rodham Clinton,Hard Choices:A Memoir,Simon and Schuster,2014,pp.339-340.

  (35)Henry C.Jackson,Josh Dawsey,and Eliana Johnson,"ExxonMobil CEO Tillerson Emerging as Frontrunner for Secretary of State",Politico,December 9,2016,http://www.politico.com/blogs/donald-trump-administration/2016/12/rex-tillerson-exxonmobil-secretary-state-232455.

  (36)Joshua Keating,"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Nominees Rejected His Most Extreme Positions.Don't Be Reassured",Slate,January 23,2017,http://www.slatecom/blogs/the_slatest/2017/01/23/tillerson_mattis_kelly_and_haley_rejected_trump_s_most_extreme_positions.html.

  (37)Maggie Haberman,Jonathan Weisman,and Eric Lichtblau,"Trump Overrules Tillerson,Rejecting Elliott Abrams for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0,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2/10/us/politics/trump-wall-21-billion-dollars.html?_r=0.

  (38)Barbara Starr,"Mattis,Trump Team Clashed over Pentagon Appointment",CNN Politics,January 7,2017,http://www.cnn.com/2017/01/06/politics/mattis-trump-transition-clash-pentagon-pick/.

  (39)Eliana Johnson,"White House Pushing Back against Mattis Appointment",Politico,March 2,2017,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7/03/jim-mattis-appointment-white-house-pushback-anne-patterson-235633.

  (40)[美]欧文·L.贾尼斯:《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张清敏、孙天旭、王姝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92页。

  (41)David Von Drehle,"The Second Most Powerful Man in the World? Steve Bannon Has the President's Ear,But He Wants More",TIME,February 13,2017,pp.25-31.

  (42)J.Lester Feder,"This is How Steve Bannon Sees the Entire World",Buzz Feed,November 17,2016,https://www.buzzfeed.com/lesterfeder/this-is-how-steve-bannon-sees-the-entire-world?utm_term=.eumzk0Bom#.mbQW5ya9g.

  (43)Ibid.

  (44)"Sources:Pence,Priebus Closely Involved in Flynn Resignation",Fox News,February 14,2017,http://www.foxnewscom/politics/2017/02/14/sources-pence-priebus-closely-involved-in-flynn-resignation.html.

  (45)Tara Palmeri,"Scaramucci Fights to Stay in the White House",Politico,February 1,2017,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7/01/scaramucci-trump-white-house-234462.

  (46)Peter Baker,"McMaster May Reorganize Trump's Foreign Policy Team Once Again",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2,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2/22/us/politics/hr-mcmaster-trump-foreign-policy.html.

  (47)[美]特朗普、施瓦茨:《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第138页。

  (48)Alexander Grey and Peter Navarro,"Donald Trump'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Foreign Policy,November 7,2016,http://foreignpolicy.com/2016/11/07/donald-trumps-peace-through-strength-vision-for-the-asia-pacific/.

  (49)Benjamin Haas,"Steve Bannon:‘We're Going to War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Guardian,February 1,2017,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7/feb/02/steve-bannon-donald-trump-warsouth-china-sea-no-doubt.

  (50)Richard Hofstadter,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Vintage Books,1952,p.29.

  (51)Anne Gearan,Philip Rucker and Simon Denyer,"Trump's Taiwan Phone Call was Long Planned,Say People Who were Involved",The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4,201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s-taiwan-phone-call-was-weeks-in-the-planning-say-people-who-were-involved/2016/12/04/f8be4b0c-ba4e-11e6-94ac-3d324840106c_story.html?utm_term=.5fae0212447f; Susan Crabtree,"Ex-Cheney Aide Denies Arranging Trump Call with Taiwan President",Washington Examiner,December 2,2016,http://www.washingtonexaminer.com/ex-cheney-aide-denies-arranging-trump-call-with-taiwan-president/article/2608779.

  (52)Sarah N.Lynch and Julia Harte,"Reince Priebus Plays Down Prospect of Upending ‘One China’ Policy",Huffington Post,December 18,2016,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renice-priebusplays-down-prospect-of-upending-one-china-policy_us_585737a6e4b08debb789a832.

  (53)"Readout from a Treasury Spokesperson of Secretary Mnuchin's Call with Chinese Counterparts",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February 17,2017,https://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sm0008.aspx.

  (54)Marianne Schneider-Petsinger,"Wilbur Ross Is in the Driver's Seat on US Trade Policy-For Now",Chatham House,March 2,2017,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wilbur-ross-driver-sseat-us-trade-policy-now.

  (55)Matthew P.Goodman and Daniel Remler,"A Revealing Look into Trump Trade Policymaking",CSIS,March 2,2017,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vealing-look-trump-trade-policymaking/?block4.=&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56)[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菲利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王伟光、王云萍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1—12页。

  (57)H.R.McMaster,Dereliction of Duty:Lyndon Johnson,Robert McNamara,the Joint of Chiefs of Staff,and the Lies that Led to Vietnam,Harper Perennial,1997,pp.333-334.

上一篇:夯实金砖国家合作的民意基础
下一篇:评几种逆全球化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