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

论习近平同志的东方智慧与全球视野
发布时间:2017-01-18作者:杜飞进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立足中国的同时胸怀世界,以东方智慧和全球视野,来观察与分析中国和世界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矛盾与问题,不仅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升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水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而且从破解传统现代化困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善全球治理、探索人类更好制度等方面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留下了“中国印记”。可以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就是习近平同志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东方智慧和全球视野的结晶。


  关键词: 习近平; “中等收入陷阱”;全球治理;制度创新;“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作为世界上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袖和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立足中国的同时胸怀世界,以东方智慧和全球视野,来观察与分析中国和世界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矛盾与问题,不仅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升了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水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而且从破解传统现代化困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善全球治理、探索人类更好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留下了“中国印记”。可以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就是习近平同志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东方智慧和全球视野的结晶。

  一、破解传统现代化困境的“中国方案”

  近代以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是很多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走出了一条现代化道路,形成了现代化模式,并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然而,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发现,西方现代化模式已陷入困境。一是西方国家传统现代化道路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弊端。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资源消耗过度、先污染后治理的成本巨大、贫富分化严重、道德滑坡、社会分裂等诸多问题,至今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且,经济危机成为西方国家挥之不去的阴霾,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都造成了现代化进程的停滞甚至倒退。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西方至今未消除危机的影响,不仅增长低迷、失业高企,而且社会冲突增多。二是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套用西方现代化模式后鲜有成功的案例。采用西方模式后,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加速,反而停滞不前,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三是西方现代化从一开始便带有掠夺的性质,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在现代化初期,西方国家依靠战争和殖民统治攫取落后国家的财富。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西方国家凭借政治、经济、金融霸权取得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和大宗商品定价权,大量财富向发达国家转移,国际间贫富差距特别是南北差距持续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不能公平享受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一旦遇到经济危机,西方国家就凭借强势地位,把源自本国的经济金融危机输出给广大发展中国家,让发展中国家承担恶果,导致世界经济雪上加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纷纷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国际热钱规模迅速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冲击;2014年底,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加息的不确定性又导致世界大宗商品和油价暴跌,一些发展中国家货币大幅贬值、资金外逃、金融动荡、经济衰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认识到,西方现代化道路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压榨发展中国家、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支撑西方国家发展的不平等道路,如果继续走西方现代化道路,发展中国家人民将持续困苦,世界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因而,必须开辟新路径、探索新模式,走有利于世界经济持久繁荣、能让各国普遍受益的现代化新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连续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1978—2015年年均增长率达到9.6%,用3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进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一个贫穷落后、温饱不足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世界惊奇地发现,中国走出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不搞掠夺称霸,倡导合作共赢,中国向各国伸出友谊之手,欢迎各国搭中国经济的“快车”、“便车”;这是一条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的现代化之路,深入把握经济、社会、自然规律,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高度统一;这是一条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化之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着眼于改善民生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践证明,中国为破解西方传统现代化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成功超越,拓展了当今世界认识和推进现代化的新境界。具体而言,“中国方案”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把现代化目标与民族发展目标融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力量

  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是一个自发过程,存在很大盲目性,也缺少具有指导性的目标。随着西方现代化深入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主动走上现代化道路,人们发现,现代化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个人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种状态,其概念相对抽象,其状态较难衡量,其内涵和外延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着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发生很大变化。在不同的时代,现代化的含义有很大不同;在不同的国家,现代化会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不同人的心中,对同一国家的现代化甚至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评价。现代化的这些特点拉远了其与普通百姓的距离,导致其更多的是一种国家的发展口号、学者的研究课题,而不是民众的奋斗目标,对民众的号召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弱,对于如何推进现代化也难以达成共识、形成合力。缺乏明确目标、缺乏民众基础,这是当前很多国家现代化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在发展中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具体内涵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只有国家发展竞争中的佼佼者才能代表本时代现代化的新高度;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由于不同国家的特点不同,所注重的方面不同,对于哪些方面、哪些指标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现代化的特点、本质和程度,应该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一个抽象的目标,只有根据本国国情和发展状况把现代化目标具体化,提出符合本国人民期盼和要求的阶段性目标,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力量,推动现代化快速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党就提出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三步走”战略中,邓小平同志借用了小康这个中国古代描述理想社会的用语,代表从温饱到基本实现现代化之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的生活比较殷实的状态,以之作为“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这就将现代化目标与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大大拉近了现代化与普通百姓的距离。之后,我们党进一步完善“三步走”战略,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一步丰富和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和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深入把握现代化规律,创造性地把民族发展目标与现代化目标紧密结合起来。他指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他深情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凝练、概括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伟大梦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他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统一起来,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提出了引领现代化发展的更高层次的目标。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2]。至此,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更加清晰,路径更加明确,规划更加具体。中国梦将抽象的现代化目标具体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到的理想和目标,同中国人民的梦想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复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顺应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趋势,又进一步增强了现代化的吸引力,打牢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二)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引领现代化发展

  目标是号召、是前景,理念是实现目标的罗盘和指南。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发展思想、发展观念、发展法则,影响着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路径,是发展行动的先导。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发展问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也是针对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种种弊端开出的药方,它深刻回答了推进现代化发展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发展目标、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发展为什么人谋利益等基本问题,在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整个发展阶段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创新发展解决西方现代化模式下发展动力不足和发展方式固化的问题。现代化发展带来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促进了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但也造成了全球生产模式和一国发展方式的相对固化,久而久之会产生发展动力不足、国家之间差距拉大、各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固化等问题。创新发展抓住了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抢抓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把发展动力转到创新驱动上,实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的全面创新。创新发展推动生产要素、生产技术、组织方式、产业结构、商业模式、商业业态、产品、服务以及用户体验等的全方位变革,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这不仅能让现代化获得源源不断的新动力,而且能帮助落后国家实现更快发展,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陷入低迷的情况下,创新更是使世界经济获得持续增长动力的良方。

  协调发展解决西方现代化模式下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发展不协调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一个突出弊端,也是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一些国家出现的发展可持续性下降、社会矛盾多发等问题,正是缘于严重的区域、城乡、经济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协调发展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全面性,要求系统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建设。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整体性,以系统观点看待发展,既看到发展优势、又看到发展不足,既发挥既有优势、又着力补齐短板,既注重物质财富积累、又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既注重扩大生产、又注重保护环境,既注重制度建设、又注重人的发展,使发展的各部分、各方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均衡性,通过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缩小城乡差距;通过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等,缩小区域差距;通过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缩小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总体来看,协调发展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它注重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使发展既富有效率又饱含公平。

  绿色发展解决西方现代化模式下生态环境恶化、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的问题。不计生态环境代价的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已经造成了全球范围的生态恶化、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水、土壤、大气污染等问题,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深刻揭示出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和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一发展理念,纠正了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和良好环境不可兼得的错误认识,找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点,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相互促进的光明前景。

  开放发展解决西方现代化模式下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问题。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具有掠夺的本质,以邻为壑和转嫁危机的做法在事实上阻碍了人类整体现代化的进程,造成南北差距持续扩大。习近平同志指出:“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3]一句话道破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只有坚持扩大开放,才能获得提升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所必需的资金、技术、资源、人才、理念乃至机遇和市场空间;各国只有拆除国际贸易和投资壁垒,构建资本、资源、技术、人才、商品能够自由流动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金融、贸易、投资政策协调和规则公正,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比较优势,激发世界经济内生动力,共享世界经济发展成果。开放发展理念强调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开放,构建公平竞争的内外资发展环境的公平开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构建广泛利益共同体的共赢开放,把国内发展与同各国合作共赢发展联系起来,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促进现代化快速发展。

  共享发展解决西方现代化模式下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是现代化发展需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以自由主义和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提高效率,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是精英阶层,崇尚自由市场竞争并认可由此而产生的巨大收入差距。这样的理念,导致西方国家以及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以及不同阶层间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国的共享发展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而应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的全民共享发展,应是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方面建设成果的全面共享发展,应是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共建共享发展,应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渐进共享发展。共享发展摒弃不切实际的平均主义主张,又防止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让各阶层人群有自由流动渠道,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不仅正确解答了西方传统现代化发展遭遇的突出问题,而且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构成了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形成了现代化进程的思想指南。新发展理念深刻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是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全面的现代化,是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生产力极大解放的快速的现代化,是各方面建设统筹推进的协调的现代化,是生态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的现代化,是把国内发展与同各国合作发展统一起来的共赢的现代化,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三)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创新现代化发展路径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目标指引下,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走出了现代化发展新路径,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全方位超越。

  坚持和平发展,超越国强必霸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促进世界繁荣稳定。历史上,西方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称霸甚至战争,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灾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本是西方国家造成的,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一蹶不振、发展中国家受到很大冲击,西方国家不仅不履行发达国家义务,还利用其经济霸权地位让发展中国家替自己承担金融危机恶果。国强必霸是西方现代化的天然逻辑。习近平同志鲜明指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他强调,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4]。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积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既更好利用世界的机遇,又让世界更好分享中国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而是坚定不移地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坚持和平发展,实现了对遵循国强必霸逻辑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超越。

  坚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超越生态成本巨大、贫富严重分化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5]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注重正确处理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既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又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实现实实在在的、没有水分的发展。注重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大力维护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结果公平,缩小收入差距,又尊重因人们付出的劳动、才能等不同而带来的合理收入差别,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差距合理、民生改善、充分就业相统一的发展。注重正确处理发挥原有优势和培育新发展优势的关系,通过技术创新和价值链重构,既最大限度地发挥、挖掘原有优势,又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培育新发展优势,实现科技含量高、综合效益好的发展。注重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这些发展实践,超越了先污染后治理、贫富差距悬殊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制定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超越盲目发展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西方现代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因而走过很多弯路。比如英国历史上的“羊吃人运动”,以及发生在德国、法国、俄国、丹麦等西方国家的圈地运动,虽然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但却造成了农民失去家园、衣食无着、生活极度困苦;比如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让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比如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若干次经济危机和大萧条,引起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对生产造成巨大破坏,对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中国是以为人民造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会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中国在现代化实践中探索出了既维护市场秩序、尊重市场行为、激发市场活力,又通过制定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引导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持续改善人民生活的现代化新路径。在客观分析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科学认识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中国制定“五年规划”,全面规划未来五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发展,既巩固过去五年形成的发展成果,又开启未来发展新局,使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能够充分贯彻到发展实践当中;实施若干重大发展战略,以战略统筹资源、协调发展、带动实践,在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布局趋于均衡、民生持续改善。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中国制定“五年规划”以及发展战略的巨大价值。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建议美国可以学习中国采取更宏观的经济规划,比如制定策略、进行五年规划等解决本国问题[6]。在现代化发展中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避免因市场自发盲目发展而付出巨大代价,超越了盲目发展的西方现代化道路。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超越固步自封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在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西方国家是现代化先发国家,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固有模式,其主张主要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化私有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政治上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社会关系上的市民社会等。出于傲慢偏见以及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西方国家极度排斥与之不同的现代化观念和道路,把西方经验奉为现代化“圣经”。不可否认,在打破封建生产关系、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上,西方现代化模式有着历史进步意义。然而,西方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有着难以克服的弊端,比如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社会公正缺失,以形式民主掩盖巨大的事实不民主等。经过几百年的僵化、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式发展,西方现代化模式到今天已经显露出明显颓势和难以解决的矛盾。西方经济增长势头日渐羸弱、贫富差距悬殊、难民危机等社会问题丛生。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学术专著《21世纪资本论》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的比较研究,揭示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日益严重。他指出,目前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超过美国国民收入的50%,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大约占国民收入的20%;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约15%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有的10%的人口[7]。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现代化模式后遭遇巨大挫折,更是暴露出西方现代化模式缺乏变通、难以与发展中国家国情兼容和不符合现代文明发展方向的特性。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现代化道路不是固步自封、僵化封闭的,而是坚持改革开放,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改革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和不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观念和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符合人民期待和社会发展潮流的制度藩篱,在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8]。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以改革开放为特质,充满活力,富于朝气,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现代化新维度,超越社会分裂、公民政治参与度低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不断增进社会团结。为什么有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比较顺利,有的国家却遭遇重大挫折,还有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分裂、矛盾频发?深入分析,这与其国家治理水平高度相关。现代化发展顺利的国家,有着比较完善的治理体制和较高的治理能力;现代化遭遇挫折的国家治理水平则普遍较低。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充斥着社会分裂、阶级阶层对立、不平等加剧、贫困代际传递、社会共识难以达成、政治决策困难重重、传统机构低效无能、公众期许无法保证等难题,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其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究其根本,在于其国家治理体系存在天然缺陷。国家治理体系属于上层建筑,必然要适应并维护经济基础。西方国家治理体系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代表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福利快速发展,一些人以为西方国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但实际情况是,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一开始便是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而建立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安抚劳动者,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一旦福利制度侵犯资本利益,就面临福利倒退的风险。西方国家政权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只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更加隐蔽。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很多西方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削减劳工福利就是一个明证。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属性与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方向相悖,必然陷入治理困境。比如,虽然西方民主制度搞得热热闹闹,但是每个竞选人背后都有大资本支持,实际上都是资本的代言人,是上层利益的传声筒,广大民众的利益得不到真正保护,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和对政府的信任度都很低。西方国家的治理困境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反思。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罗思义撰文指出:美国政治实际被财富掌控。除了美国政客私人接受资金之外,美国选举结果同样也是由财富决定的。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其结果便是美国的政策反映政客及其资金提供者的利益,却对广大国民造成损害。自2007年到2013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家庭财富的中位数减少了43%,但美国参议员财富的中位数却增长了22%[9]。曾以“历史终结论”而闻名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在《外交》杂志撰文承认,美国的政治体系事实上已遭受严重的衰败。经济学家注意到,在过去30年里,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已明显下降,出生在25%低收入家庭的人,最终进入25%高收入阶层的概率减少了一半[10]。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致力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性质有本质不同,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和现代化前进的方向。适应现代化的新要求,中国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新维度,它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要求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提高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中国主张,一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符合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也要体现本国特色,与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相适应。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有着巨大的优越性,比如,善于形成共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合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切实维护人民利益以及制度具有自我纠偏纠错功能。这些优势,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能够超越社会分裂、公民政治参与度低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保障公民各项民主权利,不断增进社会团结。

  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超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西方现代化道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互融互促、汇聚合力。西方现代化理论遵循“传统/现代”二分法原则,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为了实现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应该割断与本国传统文化的联系,照搬西方文化和文明。虽然二战后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发展中国家连连失败引起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比如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原因在于政治参与的速度超过了政治制度化水平,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制定符合各国具体国情的发展道路),但总体上,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并没有受到西方学者的应有重视,传统与现代割裂、主张抛弃传统拥抱西方文化和文明仍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主流观点。然而,众多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实践已经说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人为割裂传统、移植别国文化和文明后还能保持社会稳定并获得巨大发展。中国现代化超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主张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确立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方面,中华文化有其优长之处,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1]。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国现代化道路对传统文化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互融互促、汇聚合力,让传统文化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文化源泉,在现代化发展中展现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巨大吸引力。

  综上,现代化发展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个人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综合性发展,中国从目标、理念、路径上系统提出了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方案”,全方位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提供了借鉴,给人类社会整体迎接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带来了曙光。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

  对二战后诸多国家的研究表明,很多国家都能顺利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其中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进入高收入阶段,大部分都在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在4000美元~12700美元)徘徊不前。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虽然是一个统计概念,但是其背后隐藏着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和逻辑: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原有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不足以支撑其继续较快地增长,如果不能顺利转变发展方式、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就会因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内生动力不足而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增长停滞又会让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中等收入陷阱”不仅阻滞一国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脚步,而且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一只拦路虎,如不能成功跨越,那么一切对现代化的美好愿景便都是空中楼阁。因此,对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从表面看是速度问题,实质上却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发展方式、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只有适应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现实,采取有效战略主动推动结构调整、动力转换、方式转变,才能使经济获得持续动力,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继续在现代化轨道上前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连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在1998年前后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目前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到约8000美元,只要保持中高经济增速,就能在未来几年内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中国即将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对发展规律深入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经济发展思想,采取了一系列科学有效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形成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

  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体现出我们党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这一人类社会发展根本规律的科学把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二者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居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的方面,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就抓住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当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不是单纯发展经济,而是要利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通过全方位破除对生产力的思想桎梏和体制束缚,把生产力发展的活力进一步激发出来,把经济发展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大力破除唯GDP论,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建设的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促进经济建设与各项建设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持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明确了新常态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明确了增长速度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的战略思路,并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保证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须具有的坚实物质基础。

  烫平经济周期、克服市场失灵,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无论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都需要一定的经济速度。然而,经济周期和市场失灵都是市场经济中客观存在的现象,也是各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共同面临的问题。市场自发的经济周期会导致经济大起大落;市场失灵则会导致市场无法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引起市场失序、贫富差距扩大、经济衰退期延长、衰退程度加深。综观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因为不能很好地调控经济周期、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陷入经济停滞甚至衰退。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经济剧烈波动和市场失灵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时,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中国经验看,烫平经济周期、克服市场失灵,需要具备以下三大条件:第一大条件是制度条件。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先天缺陷,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不可能动用太多资源调控市场、弥补市场失灵和提高社会福利、缩小收入差距。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能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国家对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经济运行整体态势的调控能力和对社会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又能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经济活力。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深深体现在能够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烫平经济周期、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平。第二大条件是能够对经济走势进行科学判断。对大势的判断和把握,决定了各项经济战略、政策的目标和方向。对大势判断正确,各项决策就有了正确的前提和依据,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对大势判断错误,则会在错误的时间、地点实施错误的经济战略和政策,阻碍经济发展。在发展史上,日本和韩国都曾错误地判断经济大势,在经济高增长期结束时未能预见到经济从高增长阶段向中增长阶段转换的客观趋势,仍旧采取刺激经济高增长的政策,导致出现了10多年甚至更长的低迷期。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的中国共产党,则能够深入把握发展规律,在2013年就前瞻性地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提出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并科学确定了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点,为正确制定经济战略和政策、做好各项经济工作确立了基本前提和科学依据。第三大条件是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保持了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创新宏观调控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宏观调控思想更加成熟,应对更加从容,举措更加得力。主要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结合起来,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保持区间调控弹性,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为中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短期调控政策与深化改革、结构调整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开创创新驱动发展新局面,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提升。

  主动调整经济结构,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很多经济体之所以在中等收入阶段增长陷入停滞,一方面是因为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矛盾集中爆发出来,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原有经济格局下的增长潜力逐渐枯竭,而新的竞争优势却很难形成,经济增长缺乏产业和动力支撑。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打造新的竞争优势,顺利完成新旧经济结构、新旧发展方式、新旧发展动能的转换,实现经济增长由提速向提质的全面转型。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看,新的竞争优势很难靠市场自发形成,必须主动作为才能缩短漫长的优势形成期。比如日本、韩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曾采取了积极的产业政策,促进了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设立基金、提供财政低息贷款、税收优惠等方式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直接推动了美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对比之下,众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往往是因为缺乏主动调优经济结构的意识或者能力。对后发国家来说,虽然可以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避免走一些弯路,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先发国家已经占据了市场、资源、技术、人才等优势,凭借国际分工地位赚取大部分利润,这在客观上抑制了后发国家发展,导致后发国家要想改变原有的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非常艰难。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经济向更高发展阶段跃升的必经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中国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做法转方式、调结构、扩动能,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中国深刻认识到,当一国原有产业结构的增长潜力逐渐用尽时,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会不断下降,单纯依靠刺激内需不仅难以推动经济发展,还有可能加剧结构性矛盾。因而,必须转变思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中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这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要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要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同时,要着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通过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等,培育并不断拓展区域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增长点,激发各地区的发展潜能,促进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为改善供给结构、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提供动力,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打造新的竞争优势、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新旧动力接续转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带来了生产力大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国家综合实力以及世界发展面貌和格局。在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中,善于抓住机遇的国家就能乘势而上,甚至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抓不住机遇的国家则会走下坡路,甚至一蹶不振。因而,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决定了一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未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战略。发展中国家在创新方面遇到的问题具有一定共性,主要是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科技研发投入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应用范围窄、条件差,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12]。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发挥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系统,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包括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内容的全面创新,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具体而言,一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跟踪全球科技发展方向,结合本国实际找准创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方案,科学规划本国创新之路。二是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强化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动技术的创造性应用,开发具有本国特色和成本优势的新产品。三是健全体制机制,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各类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制度安排和环境保障;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促进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相互协调、持续发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有利于推进创新的市场机制,激励全社会的创新热情。四是培育创新人才。推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进一步创造人尽其才的政策环境,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环境,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力量,一切经济活动都由人来完成,一切成果也要由人来享有,因此,一切发展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是解决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发展动力的源泉,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取得更大发展成就,最终取决于能不能激发出人民群众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在发展中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从三个方面激发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一是发展为了人民。既然人民而非精英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那么就应该把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发展应该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一小部分社会精英的利益。能不能坚持发展为了人民,能不能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能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制度好坏的试金石,是激发人的活力和创造力的根本因素。二是发展依靠人民。这就是要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始终相信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等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三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帮扶力度,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打造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公平竞争环境,优化人力资源和人才供给结构。发挥收入分配对经济活动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激励重点群体带动城乡居民总体增收,促进共创社会财富和共享发展红利,让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持续迸发。

  三、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今天的人类面临着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世界走到了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关口。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13]中国提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

  全球治理理念对于国际话语权的分配和全球治理体制的构建发挥引导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要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13]。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一脉相承,体现了各国权责共担、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原则,倡导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商,就是世界各国平等参加、共同协商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重点领域、规则机制、发展规划等,在共同商议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多边主义,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寻求而不是破坏共识,化解而不是制造矛盾。共建,就是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共同承担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责任与义务,共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共享,就是在共建的基础上,各国公平分享全球发展的成果和收益。

  “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与西方国家“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治理理念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理念着眼于维护西方国家利益而不是增进世界各国利益,倡导“西方领导、他国配合”的治理模式,由西方发达国家掌握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广大发展中国家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权利极不平等;强调“主权让渡”,宣扬“普世价值体系”,以治理跨国界名义淡化主权原则,弱化民族国家作用。这样的全球治理观,充满了霸权主义色彩,从主权、经济等多方面侵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主张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着眼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维护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强调各国不论大小强弱,在国际事务中均应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强调通过对话找到各方关切的最大公约数,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生,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它倡导摈弃“零和博弈”狭隘思维,要求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指向的是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指向的是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坚持和而不同,允许各国寻找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指向的是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这一全新理念,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激发全球发展动力、促进合作共赢,促进世界实现均衡、包容、可持续发展,因而是符合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先进的全球治理理念。

  (二)提出改革全球治理体制的系统方案

  现行的全球治理体制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但也应该看到,一些热点地区的冲突甚至是战争此起彼伏,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保护主义依然盛行,气候环境、网络信息和极地外空等新兴领域的挑战日趋加大,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暴露了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诸多弊端[14]。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1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在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区域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减少贫困、完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全球治理体制改革方案,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力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全球治理模式创新。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同志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受到国际社会欢迎。“一带一路”与此前发达国家主导的排他性、着眼于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区域合作不同,它以开放为导向,坚持理念、政策、机制开放,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以合作为动力,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不仅致力于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还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而且,在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局势下,中国大力主张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充足空间;主张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对多边贸易体制形成有益补充,而不是造成新的障碍或藩篱,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对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相适应的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模式创新的积极贡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

  变革不公正的体制安排,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中国主张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保持开放、透明、包容的姿态,同二十国集团成员加强沟通协调,促进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巩固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地位。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

  提出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2015年11月30日,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同志发表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敦促巴黎大会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提出“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探索人类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提出在制度安排上促使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巴黎大会应该摈弃“零和博弈”狭隘思维,推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提出应尊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政策、能力建设、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应对气候变化不应该妨碍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合理需求[15]。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继续推进清洁能源、防灾减灾、生态保护、气候适应型农业、低碳智慧型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克服自身的发展困难,带头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责任。

  提出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目标、原则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中国提出了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中国提出的全球互联网治理目标是:坚持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坚持网络主权理念,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推动网络空间实现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的目标。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坚持的四项原则是: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是: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上述方案,有利于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习近平同志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的呼吁,并指出了“四个着力”:着力加快全球减贫进程,着力加强减贫发展合作,着力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着力改善国际发展环境[16]。多年来,中国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继续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同各方一道优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进南北合作,加强南南合作,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充足资源和强劲动力。

  此外,在核安全问题上,习近平同志连续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了理性、协调、并进的中国“核安全观”,提出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的主张,以及强化政治投入、强化国家责任、强化国际合作、强化核安全文化的四项具体措施[17],获得各方赞誉。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领域,中国主张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周边区域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三)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积极倡导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高度重视本国发展,也非常关心世界各国的发展合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发展难题。为促进各国合作发展,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中国提出了有效方案和务实举措。

  提出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四点倡议。2015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就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提出了四点倡议,为国际合作发展明确了路径。一是增强各国发展能力,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有针对性地提供支持和帮助。二是改善国际发展环境,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以和平促进发展,以发展巩固和平,国际金融机构要加快治理改革,多边开发机构要增加发展资源。三是优化发展伙伴关系,发达国家应该及时兑现承诺、履行义务,坚持南北合作主渠道地位,深化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四要健全发展协调机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区域组织要加快一体化进程,联合国要继续发挥领导作用[18]。

  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给出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的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在2016年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同志就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开出了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具体是:第一,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潜力。针对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的突出问题,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进行创新,把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有效组合起来。第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拓展发展空间。推动二十国集团加强贸易和投资机制建设,制定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重申反对保护主义的承诺,通过这些举措,为各国发展营造更大的市场和空间,重振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第三,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凝聚互动合力。要在世界经济共振中实现联动发展。应该加强政策规则的联动,一方面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放大正面外溢效应,减少负面外部影响,另一方面倡导交流互鉴,解决制度、政策、标准不对称问题。应该夯实基础设施的联动,中方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发表联合愿景声明,加大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支持,以加速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应该增进利益共赢的联动,推动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扩大各方参与,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第四,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共赢基础。消除贫困和饥饿,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关心不同阶层和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众的需求,推动各国讨论公共管理和再分配政策调整,努力让经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让增长和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19]。

  明确全球经济治理的重点,指出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绩效的方向。全球经济治理千头万绪,矛盾和问题很多,必须抓住重点,抓住解决矛盾问题的突破口。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重点: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19]。

  展现大国担当,采取务实举措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些务实举措主要是: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展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关系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秉持正确义利观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互联互通,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坚持多边主义,建设全球伙伴关系,带头走出了“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系统阐释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主权原则不仅体现在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上,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上。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止战维和方面的核心作用,通过和平解决争端和强制性行动双轨并举,化干戈为玉帛。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齐头并进,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战争祸患于未然。

  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要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促进,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局。应该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联合国发展峰会制定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我们要将承诺变为行动,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

  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结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20]。

  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表明,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推动构建良好国际发展环境和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四、探索人类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

  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归根结底是因为坚持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快速发展生产力,又快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生产力发展与改善民生统一起来;既实现市场有效,又实现政府有为,把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统一起来;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把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统一起来;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借鉴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发展统一起来。中国为探索人类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国际比较中彰显

  一个社会制度好不好,要看事实,看比较,看人民的感受和评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不仅经济复苏缓慢,而且社会问题集中暴露,不断引发人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拷问。当前,美国政府债务达到近20万亿美元,超过GDP的106%,美国的总债务攀升到66.768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57%,已经陷入“借新还旧、寅吃卯粮”的债务泥潭[21]。美国总统大选中闹剧频出,竞选结果充分表明美国政党内部严重分裂,美国资本和精英阶层与普通劳动者阶层尖锐对立,大选乱象的背后是美国中产阶级整体缩水,“富人越富、中产缩水、穷人更穷”。欧洲经济一直挣扎在衰退与复苏的交界线上,不仅经济低迷,而且失业率居高不下,青年失业率连续7年保持在20%以上,欧洲银行业危机又埋下新一轮金融危机伏笔,民众疑欧情绪浓重。英国脱欧公投、意大利宪法改革公投的结果引起欧洲震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内战引发欧洲难民潮,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种族主义抬头、右翼极端主义暗流涌动、社会分裂加剧。在经济低迷的考验下,西方社会已经揭下了“文明”的面纱,种族歧视事件、骚乱暴恐事件频频上演,选票政治、金钱政治、资本垄断、贫富差距以及对社会福利的削减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对他国内政的肆意干涉不仅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动荡甚至战争,也危及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全,西方民众抗议事件此起彼伏,资本主义的制度劣根性再次暴露无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国际比较中彰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顶住了危机冲击,在危机肆虐的2009—2011年更是承担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任,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从2010年开始,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美国成为对世界经济贡献最大的国家,目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中国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是世界货物贸易量的最大贡献者;是世界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是世界服务贸易增长的最大促进者;是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惠及全球绝大多数投资东道国的增长和就业;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和境外旅游消费世界第一,为国际金融危机后萧条的世界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过程,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但却减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更为巨大而综合的正面外溢效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定海神针和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在国际比较中显示出巨大的制度优势和发展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生态优化和人民生活改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等各个方面。比如在过去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减少的贫困人口超过7亿,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到2020年,中国将使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减贫规模之大、力度之大、效果之好世所罕见。国际社会称赞:中国的减贫成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西方国家面对经济低迷束手无策的时候,中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提高竞争力;在西方国家民主和政治广受民众诟病的时候,中国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人民的政治满意度不断提高;在西方国家社会分裂、矛盾激化的时候,中国社会却高度团结,社会和谐程度和社会凝聚力持续提高;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质疑西方理论的时候,中国大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将丰富的发展经验提炼、上升为科学理论;在西方国家努力降低社会福利水平的时候,中国增进人民福祉的力度却不减反增,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在西方国家推诿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的时候,中国向联合国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带头批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展现大国担当。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中国不仅致力于解决中国问题,而且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探索人类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始终不渝地探索和建设为广大人民造福的社会制度。中国所致力于建设的更好社会制度,是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不断扩大的社会制度;是促进社会风貌积极向上,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制度;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生活水平随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高的社会制度;是实现经济与生态共赢,生态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制度;是执政党执政为民,政府与市场有效互补、政府与社会紧密配合、党和政府与群众紧密团结的社会制度。这一“更好社会制度”,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好发展提供借鉴,也为发达国家解决西方制度弊端提供参考。具体而言,“中国方案”包含了如下内容:

  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才能建成更好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理论。它不仅正确预言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且提出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根据中国国情、结合时代特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使理论更加彻底、实践更加科学、制度更加完善、道路更加宽广。首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趋势和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顺应时代潮流谋划发展。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揭示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就要主动自觉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主动自觉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让社会主义制度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在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上更有优势,从而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中赢得主动,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也要看到,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是建立在这个时代潮流之上的,因而要走出“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合作共赢中加深对西方国家的影响,推动世界走上新的发展道路。其次,坚持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西方国家在不同主义之间左右摇摆、不断试错,阶级阶层对立、社会矛盾尖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认识到或者是不愿意承认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推动者的地位。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22]只有坚持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国家的发展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为了人民干事创业,依靠人民干事创业。一切改革发展举措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再次,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察大局、观大势、谋大事,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是矛盾的表现形式。因此,应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找准矛盾,深入剖析矛盾的成因、特性与影响因素,既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分清主次,区别对待,结合实际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这样就能够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有力地推动发展,在快速发展中不断完善社会制度。

  坚持走自己的路。一个国家对社会制度的选择,从根本上看是对发展道路的选择。或者说,社会制度是发展道路在制度层面的映射,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反映出发展道路的本质。中国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习近平同志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23]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一个国家的事情必须由那个国家的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能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科学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按照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中国的奋斗目标,都聚焦于这个总任务、归结于这个总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实践证明,顺应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适应一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能够持续造福人民的发展道路,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建立在这样富有生命力的道路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才是更好的社会制度。

  坚持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2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三者的统一,决定了我们能够毫不动摇坚持并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坚持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毫不动摇坚持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三者的统一,决定了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能够协调配合、互促互进,形成强大合力,保证了在发展中能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始终着眼于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三者的统一,决定了党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各项决策部署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能够一代接着一代干,始终向着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目标坚定迈进。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这三者的统一看似简单,但只有在有一个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的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前提下、有一套科学的成熟的着眼于造福人民的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社会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如果像西方国家那样搞所谓多党轮流执政的“宪政民主”,政党“走马灯”式地轮换,就必然会出现换一个执政党和领导人就换一套理论、废一批政策,理论上左右摇摆,政策上飘忽不定,在国际上没有信誉、对本国人民没有信用的情况。还会使新政策与旧政策、新建制度与既有制度发生冲突,制度体系内部矛盾重重,制度出现重复、矛盾、碎片化和低效的问题,制度执行能力大大降低。长此以往,不可避免地要在发展上走弯路,并且大大损害人民利益。

  坚持科学的顶层设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提出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补充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科学的顶层设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与“四个全面”密切联系、紧密配合,既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架构,也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战略和总路径。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深刻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全面进步。相应地,在制度建设上也要全面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也规划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战略和总路径,提出了制度建设的新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现阶段的战略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当前的所有奋斗都要聚焦于这个目标,制度建设也要聚焦于这个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包括制度建设在内的各方面建设指方向、指路径、指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着眼于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弊端,要求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最大限度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要做到六个紧紧围绕: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着眼于促进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要求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从严治党是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客观要求,是以更大力度推进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的总抓手。其着眼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

  “五位一体”与“四个全面”有机统一,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牢坚持的一个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体现的一个不变立场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围绕的一个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这一顶层设计从制度目标、制度内容、改革动力、路径举措、组织保障等各个方面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高效性、完备性,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科学制度,是为民造福、受到人民拥护的先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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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杜飞进(1961—),男,浙江东阳人,光明日报社总编辑,高级编辑,高级记者,法学博士,从事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法治中国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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