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译品频道 > 正文

大选和美国的未来

The Election and the Future
发布时间:2013/02/22作者:托马斯·E.曼恩、诺曼·J.奥恩斯坦/文 Samuel/译 于金权/校 来源:中道网/译品

摘要:近期,选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不是在搞党派之争,推荐其中的一个党。但选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哪些候选人是问题解决者?哪些将继续条件反射般地阻碍妥协和有建设性的政策行动?哪些候选人自称不是政治家--意思是他们不懂体制的价值和建立联盟解决问题的必要性,用非白即黑的简单思路看待世界?经过这些评估后,奖赏解决问题的政治家,同时惩罚阻挠议事的纯粹主义者,这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大家几乎一致认为,今日美国的政治功能完全失调。更令人沮丧的是,2012年的大选很可能对改善这一形势起不了什么作用。选民感到愤怒,怒气聚焦于让执政党下台而让在野党上台。他们坚持认为总统所在的政党应该为不景气的现状负责,除此之外,他们还常常着迷于这样的候选人:自豪地声称厌恶政治、政客和组织机构,坚守非黑即白、绝不妥协的立场。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后我们能够更富有建设性地治理自己吗?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叫《比看上去更糟:美国宪法体制如何与极端主义新政治相冲突》。该书严厉抨击了导致政治功能失调的主要因素。我们认为根深蒂固的党派极端化造成了我们政党之间的严重不协调,使它们像议会政党那样激烈对抗,这也造就了让大多数人难有作为的治理体系。在议会制度中,政府建立在议会多数派的基础上,能够推行政策,由选民承担相关责任。但在我们的制度中,总统提议要由立法通过,在此过程中可能由于少数派的坚决阻挠而落空。在分权政府中存在类似议会的政党会引发蓄意阻扰,导致明确的方案无法出台。

  但还有比这更糟的。两大主要政党的分化并不均衡。两党都只是摆摆政治姿态,玩玩政治游戏。但是,共和党逾越了在政治操纵和恶意中伤方面通常可以接受的界限。它在实质上和程序上都严重偏离了正轨。共和党一面强调思想意识,一面则是冷酷的实用主义,将短期的政治利益置于急需解决的国家问题之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思想极端的反叛党派,蔑视可追溯至西奥多·罗斯福任总统时的政策制度,拒绝妥协,不相信对事实、证据和科学的普遍理解,对其政治对手的合法性也不屑一顾。

  我们在书中列举了大量例子,描述共和党明显的投机取巧行为--其中包括抛弃并妖魔化不久前还奉行的政策,仅仅因为奥巴马总统支持它们;经常只是为了拖延和浪费宝贵的时间,阻挠毫无争议的议题和任命;利用债务上限(即由国会所设定的政府可合法举债的最高限额)相要挟,破坏经济复苏,接着扬言要故技重施。从总统执政第一天起,共和党就对他发动了一场无休止的政治战争,在经济危机中也未停歇,还一味追求自己的目标--低税收、小政府并回归他们认为的美国传统价值观。

  选举本来是为选民提供机会,惩罚此类具有破坏性的极端行为。这是民主问责制度的关键。不幸的是,美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在当前状态下,要完成这个任务异常艰难。我们来看今年11月份的选举。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复苏极其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工资停滞不前,家庭资产净值下跌。谁将为此承担责任呢?总统吗?--因为他推行了不当的政策?还是共和党人?--因为他们阻碍总统实施其提出的多项经济刺激方案,反而采取几乎必然会破坏经济复苏的措施(比如立即削减开支,扬言债务公开违约)?前者的可能性更大,部分原因是公众错误地认为,总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经济状况。这导致选民几乎无法评估总统的竞争对手为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而提出的其他计划。无论如何,正如大量的学术研究表明的,一小部分真正的中间选民掌握的信息最少,难以做出需要深思熟虑的判断。

  真正的中间选民只占全体选民的一小部分,投票这个决定需要充分的信息以供深思熟虑,但中间选民拥有的信息却最少。

  分别举行的各种选举以及国会和总统选举的期限导致实现民主问责制难上加难。议会选举每三到五年投票一次选出议员,这是一种让政府负责的简单办法。我们的制度反而把程序复杂化,增加了政府分裂的可能性。分化的两党在国家面临的核心问题上意见不一,其中一党还采取激进举措,在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在国会选举中占据暂时的微弱多数席位--这恐怕是奥巴马和罗姆尼所能期盼的最好结果。

  精英和选民

  选举之后,有走出这种困境的方法吗?首先,也许最重要的是,重要部门举足轻重的舆论领袖要站出来,告诉美国人问题的实质,告诉他们继续阻挠会带来怎样的政策后果。这样,他们就能让蓄意阻挠者尝到政治后果,改变自己的做法。这需要从媒体入手。传统商业模式消亡,采取策略旨在吸引特定受众的新闻渠道增多,由此应运而生的新媒体环境更加哗众取宠,更加关注极端主义,同时加剧了党派间的集团分歧。在传统新闻机构中,有大量才华横溢的人,他们严格按照职业准则进行报道、撰文和播报,但这些机构在教育公民方面也同样失职。党派政治氛围浓厚,媒体监督机构环伺左右,因此编辑和制片人在面对不平衡的极端化等报道时都提心吊胆。如何让读者、听众和观众了解和认识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动向,同时又不显露出党派偏见呢?这可不容易。所以传统新闻机构不太关注共和党的激进化。通过实现均衡--原封不动地呈现对立观点,或者阐明双方都要对问题负责--寻求职业安全的诱惑(或者指示)常常要比报道事实重要:谁在讲真话?谁在设法阻扰,冒着什么样的风险,其目的何在?

  我们不能假装这种状况容易改变。危险在于,我们所需的激进报道和文章在反映事实的同时也透露了观点。观点新闻当然并不少见,严肃的新闻记者对付这种险局已经好多年了。他们及其监督者必须认识到,对不均衡现象进行人为均衡处理是扭曲事实,伤害公众。

  但是,媒体并不是唯一必须出面的角色。在制定影响自身未来和经济的关键决策时,尤其在2011年债务上限危机期间,商界几乎没有参与。痛苦又愚蠢的胡闹导致史上美国信用评级首次下调。我们和国会的许多议员谈起过那个胡闹的过程:没有议员表示有商界的著名首席执行官或其他高管特意来拜访他们,警告他们不要玩债务上限的游戏或以债务上限相要挟来获取政治利益。当某位商业领袖出于其他目的来看望立法者时,至多会顺带着简单提及这个问题。这次没有商界的领军人物担任负责任的公众领袖,这与上次经济危机期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当前有关日益逼近的"财政悬崖"的辩论中,出现了同样的现象。我们面临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即将到期的减税、破坏性的预算削减("强制减赤")、可能发生的政府关门和再次提高债务上限等。若这些问题不解决,今年年末,疲软的经济可能再次受到重创。然而,商界再次缺席,把蓄意阻挠和步步紧逼当作了可接受的正常现象。

  我们知道,如果有威信的舆论领袖真诚又坦率地直言,政治领袖将做出回应。在提高债务上限的最后期限临近时,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曾这样表示:

  我不会迫使共和党人共同承担经济不景气的责任,帮助巴拉克·奥巴马连任……如果我们违约,他会说共和党正在导致经济不断恶化,并努力说服公众--如果人们不再得到"社会保障"的支票,军队家属开始收到信函说海外的服役人员没有拿到军饷,也许更能说服他们。这个理由相当充分,他很可能会取胜,那么忽然间我们要一起为不景气的经济负责了。这样的处境对选举极其不利。

  麦康奈尔曾明确表示,如果因债务上限问题而违约,引发经济动荡,他的政党将难辞其咎,从而损害共和党的声誉,因此是相互妥协并找出解决办法的时候了。他的评论言外之意非常明确:如果没有这些政治后果……就不用担心。

  另一群重要的舆论领袖有必要介入,他们是政治圈内外能够解决问题的保守派。具体而言,他们要击中格罗夫·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不加税"承诺的要害。当前共和党的这个"圣杯"--基于具有深层缺陷、受实际经验质疑的"饿死野兽"策略--是产生最大负面影响的单个因素,它破坏了共和党对财政自律的承诺,迫使它无法为国家财政恢复秩序发挥建设性作用。几位著名的保守派共和党人最近已开始试水--参议员汤姆·考本(Tom Coburn)和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是两个突出的例子。前总统乔治·布什在《游行》(Parade)杂志中的评论同样激励了我们:"我不喜欢那些僵化的承诺。环境会变,不要执着于格罗夫·诺奎斯特提出的办法。再说了,格罗夫·诺奎斯特算什么东西?"应该鼓励更多人挑战商界、非盈利机构和公共部门的开明领导所做出的承诺。

  对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人而言,面对这些机构或部门的雄心勃勃的当选领导人针对税收承诺提出的整个想法,他们太过于小心谨慎。两党派和无党派集团避开这种冲突,维持两党间的虚假平衡,因此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降低政治功能失调的程度最关键的一步,是将共和党带回到美国政治的主流上来。开始这个过程的最好办法是取消税收承诺。

  市民领袖也要与公众打交道,特别是要明确表示,当选的官员必须尊重他们的机构,遵守议会程序的正常秩序,寻求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包括与反对者接触,甚至妥协,依靠事实务实解决棘手问题。换言之,政治家应该像我们的制宪者那样,否则的话,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什么也办不成。有些人鄙视政治和政治家,轻视专家和事实,坚持认为可以用非白即黑的简单答案解决复杂的问题,如果选民继续受这些人的蛊惑,那么我们深层的政治功能失调问题将恶化。

  奖赏解决问题的人

  另外,我们需要在未来几年努力转变政治体制。以前两党中人数较少的极端激进派对辩论的术语和修辞、候选人的性质以及大选的结果具有较大的影响,今后在政治体制中要让数量较多、更具代表性的选民产生影响。

  在我们看来,美国需要设法增加初选和大选的选民人数,让我们的政治摆脱当前关注基础选民的模式。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模式非常引人注意。80多年来,澳大利亚一直实行强制参与投票的制度--登记的选民必须到场,但不一定要投票支持一方(他们可以投弃权票)。缺席者可以致信解释不能参加的原因,包括生病、旅行或其他合理的理由,但未解释者要被处以罚款,相当于小额的违规停车罚单的金额,大约20美元。澳大利亚实行该制度以来的历次选举,投票率都超过90%。澳大利亚将强制参与选举和优先顺序投票结合在一起,选民可以对自己选择的候选人进行排序。

  高投票率并不是目的(前苏联的投票率高达98%),但澳大利亚的所有政治家都表示:知道自己政党和其他政党的基础选民会全部参与投票,这使他们必须关注那些处于中间的摇摆选民。他们并不强调各种引起争议的问题(wedge issues),比如说枪支或同性恋问题。美国政治顾问通过关注这类问题来鼓动基础选民,而澳大利亚的政治家关注的是大问题,比如经济、就业和教育,以此争取摇摆选民,同时,他们避免使用能够鼓动基础选民却让摇摆选民失望的恶意竞选辞令。竞选活动的竞争依然非常激烈,但竞选过程井然有序。优先顺序投票中的每一次表决都要求投票者对一个职位的所有候选人进行排序,优先票分布到各个候选人,直到其中一位得到多数选票,这意味着少数党派或独立候选人不能再像2000年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和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那样扮演拆台者的角色了。

  近期乃至较长一段时期内,美国都不大可能实行强制参与投票的制度;美国人打心底里反对强制投票,或者连他们不投票就给予一定的处罚也反对,对此我们了然于心。但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投票率。其中之一是运用激励手段而不是抑制手段来扩大选民范围;"超级大奖"彩票的创意(一张选票的存根相当于一张彩票)很吸引我们。大奖的诱惑可以而且将会激励人们去投票,就像数百万美元的"超级大奖"驱使许多人为了获得购买一张彩票的机会而整夜排队一样。另一种方法是建立更加便民、综合和精确的投票登记档案,这样那些实际登记的选民就不会错过投票或者被迫临时投票了。

  另外,我们支持已在加利福尼亚州实行并将在亚利桑那州推行的公开初选。公开初选降低了边缘空想家的影响。如果公开初选能和优先顺序投票结合起来就更好了。虽然它们不是万能的,但这些措施有望鼓励主流议员成为候选人,同时可以保护不遵循正统意识形态的现任议员免受初选的威胁。

  近期,选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不是在搞党派之争,推荐其中的一个党。但选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哪些候选人是问题解决者?哪些将继续条件反射般地阻碍妥协和有建设性的政策行动?哪些候选人自称不是政治家--意思是他们不懂体制的价值和建立联盟解决问题的必要性,用非白即黑的简单思路看待世界?经过这些评估后,奖赏解决问题的政治家,同时惩罚阻挠议事的纯粹主义者,这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原文信息】

  http://www.democracyjournal.org/26/the-election-and-the-future.php

  The Election and the Future  by Thomas E. Mann and Norman J. Ornstein, Democracy Fall 2012

  托马斯·E.曼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诺曼·J.奥恩斯坦,美国企业研究所终身研究员。

(本文版权为《译品》电子刊和中道网所有;个人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于“来源:中道网/译品”,并保留完整的著者、译者和校者信息等;如转载时上述信息没有完整保留,则视为侵权,本网站将依法追究责任。网站或纸媒转载请与《译品》联系取得书面授权,否则将视为侵权。)

上一篇:译品2013年3月号
下一篇:欢欣鼓舞之后:论阿拉伯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