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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欣鼓舞之后:论阿拉伯起义

After the Euphoria: On the Arab Uprisings
发布时间:2013/02/01作者:帕特里克·科伯恩/文 老余/译 萧潇/校 来源:中道网/译品

摘要:在分析互联网的作用时,林奇同样见解深刻。在一定程度上,网络只是从侧面打破了中东政府长期对传播手段的垄断和控制。独裁政权很长时间以后才懂得,他们针对能够引起本国民众兴趣的话题制造的信息真空,成了敌对者们宣传行动攻击的薄弱环节。当他们自己的支持者都转向敌人的电视频道或YouTube去了解抗议活动的进展时,他们似乎感到困惑,不知所措。


  引发2010年末阿拉伯起义的和平抗议已成功推翻了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的政府。在另一些国家,这些和平抗议或被镇压,或升级为全面的武装冲突。在叙利亚,起义者和政府军正进行着一场内战,其残酷程度及(所引发的)仇恨开始接近1975~1990年的黎巴嫩内战和2004~2009年的伊拉克内战。刚过去的夏天,反对派设法暗杀了多名叙利亚高级安全官员,并设法俘获了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部分官员,然而该国政权非但没有崩溃--就像一年前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在类似的压力下所发生的那样--反而夺回了部分失去的地盘。不断升级的暴力斗争仍在继续,谁将获胜,尚不明朗。

  即使在利比亚这样看似已结束冲突的地方,对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的袭击及美国大使克里斯多夫·史蒂文斯(Christopher Stevens)的遇袭身亡,仍然表明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性、政府力量的薄弱,以及暴力冲突的潜在可能。我们正目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的重演吗?当时,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因权力斗争而剧烈震荡。阿拉伯国家在摆脱殖民控制之后,群众政治运动和军事政变并存,激进的媒体和扼杀这种媒体的企图并存。廉价的晶体管收音机的引入与半个世纪后卫星电视的引入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中,总的来说是后者占了上风。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军队和君主的独裁统治在每个地方都获得了胜利,它们镇压了敌对者,抑制了所有的独立权力中心。西方认为大部分阿拉伯人--常被外交官和记者蔑称为"阿拉伯游民"(the Arab street)--都屈从于暴政,这完全是一种误导。独裁政权遭遇过民众的抗议,这些抗议有时是非常激烈的,但事实最终证明,这些政权太过强大,无法被推翻。

  所有的革命都经历了过分乐观和过分悲观的阶段,经历了不同意见的交锋--有的人声称一切都已改变,有人则抱怨变来变去都还是老样子(plus ?a change)。所谓"阿拉伯之春",其实质是民众反对警察国家的起义,这些起义肇始于2010年12月17日。当天,在一个边远的突尼斯城镇,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年轻人为抗议警察的腐败和暴行而自焚身亡,他的这一行为引发了蔓延至全国的抗议与暴乱。接下来的数月间,阿拉伯世界经历了短暂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变革充满无限希望。从突尼斯到巴林,再到也门,僵化却长期稳固存在的极权政权在民众抗议面前突然崩塌。随着新的革命情绪和实践迅速在阿拉伯世界蔓延,那些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冷嘲热讽、说它是一个被埋葬的、毫无生气的世界的人已经颜面扫地--或许本该如此。反政府的口号,如最早在突尼斯和开罗的街道上出现的"人民要推翻政权",几小时之内就响彻巴林的什叶派村庄和也门山顶的城镇。正如列宁这位优秀的革命形势判断家曾经说的, "即使是最好的政府,当权太久也只会让所有的百姓都想推翻它。"在阿拉伯起义中被抵抗的大部分政府都已执政相当长的时间了--卡扎菲从1969年开始掌权,现任巴林首相哈利法·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Khalifa bin Sulman al-Khalifa)从1971年开始执政--而且,从一开始执政就极为恶劣。在2011年最初几个月的抗议中,真正区别于以往的,根本不是口号中所喊的"人民已无所畏惧",而是人民意识到了:旧的、腐朽的政权能够为民众的抗议所摧毁。

  轻而易举获得的第一波胜利并没有持续很久。发动了起义、数量正迅速增加的群体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它由一些反对现状的阶层组成--包括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工会会员、学生、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世俗活动家--除了藐视当权者外,他们鲜有共同之处。受过良好教育、能够纯熟使用网络、能以完美的英语向国外媒体发言的中产阶级青年,与来自贫穷落后乡镇的、几乎目不识丁的人并肩作战。卫星电视和社会媒体打破了政府对信息和交流的控制。其中的一些技术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了太长时间--如一些技术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功能简单的移动电话中应用了--以至于人们没有注意到它们是如何破坏了政府的控制。傲慢与愚蠢也起了作用:统治家族--君主制国家与名义上的共和国一样都为王朝所统治--在民众起义的前夕仍以为他们和以往一样安全。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事情太出乎意料,这从各国政府发现过去的威胁手段已经不起作用就可以看出来。而一旦使用那些手段时,往往适得其反,比如2011年3月发生在叙利亚城市德拉(Deraa)的事件,在墙上写反政府口号的儿童被逮捕且遭受酷刑,(非但没有吓到当地民众,)相反却激怒了他们。

  此类事件是起义初期(统治者)作出改变的动因,据此进行分析很容易低估统治集团(从打击中)复原的能力。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或许成为了抗议者手中的新武器,但是它们从未抵消酷刑、监禁、失踪及死刑这类过时的镇压手段。突尼斯和埃及变革的必然性被夸大了,因为两国的安全部门都未曾发挥出最大的效力。这些年,两个国家都由军事独裁政权转变成了警察国家。军队和安全武装部门只要还能保持自身的特权和势力,就不会再为一小圈统治家族及其密友而战斗。

  阿拉伯起义中那些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没有持续很久。实际上,没有人敢将这些起义称为"阿拉伯革命",因为其间包含了太多相互对立的力量,而且并非所有的参与方都致力于彻底的变革。即使他们都有这样的愿望,他们的动机也常是令人费解的、和过去一样与地区力量的影响混在一起的。例如,卫星电视网络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是起义迅速爆发和蔓延的最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半岛电视台是由卡塔尔创建并提供资金支持的--后者是世界上最后几个君主独裁专制国家之一,有其自身的国家利益。细想一下早在2011年3月就已发生的情况:当武装起义在利比亚爆发,半岛电视台很大程度上成了利比亚反对派的宣传武器,不加甄别地进行报道。这一态度与其对巴林的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月15日,逊尼派阿勒·哈利法(al-Khalifa)君主政权在1,500名跨海登陆半岛的沙特阿拉伯士兵的支持下,向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什叶派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温和的改革者、甚至医院的医生都遭受了拷打、电击的酷刑,直到他们承认自己是伊朗的特工。此次镇压旨在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以永久震慑巴林的什叶派改革者以及与他们同一教派的、生活在海峡对岸、沙特阿拉伯东部省(the Eastern Province)的人。如此血腥、残酷的镇压就发生在卡塔尔北部,与之隔海湾(the Gulf)相望的地方,却几乎未被半岛电视台提到,尽管它的英语频道偶尔做了一点报道。受到威胁的政权正在恢复力量,制定反攻策略。效仿塔利尔广场(Tahrir Square)的和平抗议不再适用于利比亚和叙利亚,这使武装起义成了不二的选择。美国和其他西方政府在为北非的民主胜利欢呼之后,却以沉默来回应威胁着其海湾盟国的革命性变革。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是如此慎重,以至于其效果等同于沉默。

  中东政治游戏的新规则是什么呢?没人知道。突尼斯的第一次起义发生18个月后,埃及这类国家中的激进分子对反革命的胜利作出了悲观的预期,他们想知道他们最初成功的性质是否更接近"软"军事政变、其领导者是否暗中决定限制根本的改革。这一点似乎在今年六月得到了证实: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在最高法院的协助下,监督了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的解散,并负责在大选前约束总统的权力。但两个月之后, SCAF的领导人、拥有最高权力的陆军元帅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Mohamed Hussein Tantawi)突然出人意料地被新当选的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免职,而后者此前只是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中一位鲜为人知的成员。SCAF显然没有它的敌对者们想象的那么团结,可这或许本不值得惊讶:过去发生的那些革命,如果不是因为国家的安全部门发生分裂、保持中立或被战争破坏,几乎不会获得成功。成功的革命者们倾向于回避这一点,就像他们也很少提及外国力量之支持的重要性一样。 在美国,(独立)革命依赖法国领导的反英军事同盟的强有力的支持,也得到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支持。众所周知,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者的成功,有赖于德国在关键时刻帮助列宁回国。

  鲜有革命是"纯粹"的,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比大多数革命更不纯粹。 这其中无疑有人民反抗独裁政权的斗争,但同时也有与美国结盟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及其盟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等之间进行的长期冷战与热战的延续。这场战争始于1979年的伊朗革命,并与逊尼派教徒和什叶派教徒之间的一场不断升级的地区冲突联系在了一起。这场冲突在2006~2007年的伊拉克内战期间达到顶峰,当时在巴格达及周边地区每个月都能挖出3,000具受虐致死的躯体。华盛顿、巴黎和伦敦伪称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未经(民主)改革的国家--可能是这个星球上仅存的君主专制国家--在过去一年中已经被一股向利比亚和叙利亚人民传播民主的强烈愿望激发出了民主改革的动机,这是愚蠢可笑的。

  在新中东,其他的趋势也越来越清晰可见。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都深深陷入了权力争夺的斗争及其余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阿拉伯国家整体上被削弱了。伊拉克是唯一一个正从过去三十年的创伤中缓慢恢复的国家。其结果是,目前阿拉伯世界的支配权正脱离开罗、大马士革、巴格达和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家,而转向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盛产石油的逊尼派君主国。

  北约成功推翻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后,武装干预的热情在西方首都中升温。但是,利比亚反对派总是比阿拉伯和西方媒体声称的更为软弱:没有北约空军的支持,轻武器装备的、大都未经训练的民兵会迅速被击败。一年前,奥巴马总统和其他北约领导人焦急地思考着叙利亚是否会成为另一个利比亚或者另一个伊拉克。2月,当俄罗斯和中国对联合国干预叙利亚的决议行使否决权后,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希望叙政权迅速瓦解的想法落空了。同时,可能对华盛顿及其伙伴来说,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劳民伤财、灾难深重的战争所带来的教训仍在眼前,因而无法在叙利亚再次冒险。

  阿拉伯国家中位于非洲的部分(发生起义、民众抗议的)与位于亚洲的部分有所不同。和更往东的国家比起来,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这些国家在宗教派别上更接近,没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分裂--有更好的创建政权的机遇。而巴林和叙利亚的统治阶层却有更多机会打出宗教派别这张牌。三个北非国家也较少受到美国、以色列、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及其盟友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对抗的影响。而在叙利亚,由于国家力量的陷落,长期被压制的冲突和分歧就更值得关注了。例如,这个夏天有一个被广泛忽视的新情况: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自信更加强烈了。7月叙利亚军队一撤离,叙利亚的250万库尔德人就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地。土耳其(政府)在国内的库尔德人被国际社会孤立时,没能成功地对其作出让步,而今面临着库尔德人叛乱的重演,这将损耗它的力量,限制其成为区域强国的野心。

  人们的信息交换方式的改变很自然地被视为破坏阿拉伯世界政治现状的关键因素。1982年,当哈马(Hama)市的两万人被叙利亚政府杀害时,找不到任何公开可见的尸体照片。三十年后,关于枪杀、谋杀、爆炸事件的数字影像在其发生后的几小时内就可以在YouTube和全世界的电视上看到。但矛盾的是,大量涌来的未加甄别的信息(及错误信息)并没有提高外国媒体对阿拉伯起义所作报道的质量,这些报道常常是带有偏见的、表面的、容易被操控的。此次事件特有的复杂性使新闻记者们不知所措,而同时保密制度和独裁主义残留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阻碍着严肃的学术研究。要是从否定的角度谈到政权,即使最隐晦的信息也会被禁。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因统治家族及其跟随者而产生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国家其余人口的贫困,这方面的信息很难获得。在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一位教授所做的"吸血虫导致的失明对埃及农民的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不能发表,原因在于他没能充分强调政府在与疾病作斗争上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数十年来的审查制度,造成有关发生起义的这些国家的优秀图书数量很少,对阿拉伯之春大发议论的西方记者和学者常常对这些国家所知甚少。正是由于建立在对阿拉伯世界近期历史的理解的基础上的深刻作品十分稀少,《阿拉伯起义:新中东尚未结束的革命》一书才会具有如此高的价值。作者马克·林奇(Marc Lynch)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事务专业的副教授,也经常为《外交政策》杂志撰稿。在研究截止2011年末的抗议和起义的起因和经过的著作中,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这部《阿拉伯起义》一书差不多是最好的一本。在林奇完成这本书后,叙利亚、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和突尼斯所发生的重要事情都表明他对这些国家事态发展的判断是站得住脚的,这一点可以作为衡量其洞察力和学识的一个尺度。他对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影响作出了公允的解释,但并没有把它们吹嘘为促使政治图景发生变化的因素。他驳倒了一种未经深入思考而得出的观点,即2011年以前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上是被动的,或者说独裁者们没有面临过反抗。他经常书写那些被忽视而非未知的历史。他清楚地论及过去四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出现的成功的抗议浪潮,以及它们如何受到更独裁的政权的镇压。2011年,美国收回对突尼斯、埃及独裁政府的支持引起了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君主国的惊诧与愤怒,林奇看到了这一因素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正确地认为,"奥巴马发出的不为穆巴拉克战斗的信号,与戈尔巴乔夫拒绝干预并拯救东德的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政权,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林奇对当前变化的可持续性及其被逆转的可能性抱有一种谨慎的理性态度。美国对阿拉伯起义的政策随着它对(自身)战略优势的认识而变化。穆巴拉克或许被抛弃了,但奥巴马和同样臭名昭著的巴林阿勒哈利法王朝密切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巴林岛是美国第五舰队在海湾地区的基地,而且巴林也是沙特阿拉伯的亲密盟友。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很久以前就得出结论:如果他们不想像加沙的哈马斯--阿拉伯世界近期历史上,在阿拉伯起义前第一个赢得民主选举的政府--那样以被孤立和被妖魔化告终,就必须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地区权力平衡的变化结果仍不明朗。林奇写道,"埃及-沙特-美国的同盟,暗中与以色列联系在一起……支配阿拉伯政治已达数十年。"现在,这种支配是结束了,还是会增强呢?

  (阿拉伯人民)抗议统治者的历史在西方的评论中没有被充分论及,原因之一,是民众的愤怒大都指向统治者与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的勾结--公开的或隐秘的。林奇公正地强调了这些急剧增加的民众抗议的重要意义。这些抗议包括1990~1991年反对第一次海湾战争、1987年和2000年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暴动、2003年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2006年反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及2008年反对以色列轰炸加沙。当这些抗议发生时,阿拉伯统治者及其盟友低估了民众表达的不满,以为这只不过证明了普通阿拉伯人的无能为力。林奇却不这样认为,他写道,"实际上,21世纪最初的十年间,一股持久而强烈的民众动员浪潮漫及了整个地区。"

  新的媒介和传播技术、民众对地区及国际政策走向的愤怒、独裁政权作为公共机构的日益无能都成了此次大规模起义的助燃剂。恐怖主义与"全球反恐战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争,无所顾忌的宗派主义与大规模的难民流动,以色列与多数阿拉伯政权暗中结成的反对伊朗的同盟的日益巩固和公开化:这些因素深刻地塑造了这十年。有时看来,这些阿拉伯政权似乎是有组织地、傲慢地采取了与本国人民意愿相左的立场。民众起义接踵而来并不值得惊讶,不可思议的是它们酝酿了这么久才最终爆发。

  关于新媒体和数字传播对起义的影响,林奇不偏不倚的观点同样很有价值。半岛电视台参与其中是一个关键事件,它改变并强化了阿拉伯的舆论。它向普通阿拉伯人传达了一种声音,并且决定了声音所表达的内容。它不仅宣传起义,而且把它们强加到观众的头脑中。林奇写道,"半岛电视台、卫星电视、脸书和推特将这些国内斗争捆绑为一体,将它们表述成一种单纯的、一以贯之的阿拉伯起义(Intifada)(原指1987年以来旨在反对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人暴动,在有关阿拉伯的语境中,可以直接理解为起义或暴动-译者注)。"在一段时间里,半岛电视台甚至可以制造或破坏一场起义,这种状况直到它对巴林(所发生的事件)几乎保持沉默、对利比亚和叙利亚集中关注才发生改变。观众被激怒了,他们谴责这种偏袒是一种背叛。对于半岛电视台这一新中东的权力中介,林奇在分析它的崛起和衰落时胸有成竹,而且不偏不倚。

  在分析互联网的作用(以及对它的错误理解)时,林奇同样见解深刻。在一定程度上,网络只是从侧面打破了中东政府长期对传播手段的垄断和控制。独裁政权很长时间以后才懂得,他们针对能够引起本国民众兴趣的话题制造的信息真空,成了敌对者们宣传行动攻击的薄弱环节。当他们自己的支持者都转向敌人的电视频道或YouTube去了解抗议活动的进展时,他们似乎感到困惑,不知所措。(2003到2004年,当半岛电视台揭露了美国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制造的美好假象时,美国在巴格达的发言人同样以歇斯底里地谴责半岛电视台作为防卫手段。)

  林奇指出了有意思的一点:叙利亚的起义最初进展缓慢,最终使其激化的是政府对一张被严重修改和夸大的事件现场照片的过度反应。这张照片是由活动家们制造的,半岛电视台和外国电视频道将其传播开来。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少数激进分子的行动外,叙利亚的抗议现场并没有太多事情发生。一般来说,当独裁政权以极端的、不加区分的惩罚对有限的抗议作出回应并因此激起真正的反抗时,革命才会爆发。假如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能保持冷静,推行重要的改革,他将有更大的可能保持他的地位。他的政权将外国记者驱逐出境,于是外国媒体只能依靠流亡的叙利亚人和他们在YouTube上的视频进行报道了。"在叙利亚境外组织起来的一个活跃的媒体运动,使得对抗议和挑战的大部分报道都脱离了现场的实际情况。这凸显出了很多有关信息和激进活动之间的界线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令人不安的,也从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只有极少的评论者认识到了这一点,林奇是其中之一。

  以"阿拉伯之春"闻名于世的革命浪潮已经结束了吗?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已不同于往日:半岛电视台丧失了一定的信誉,独裁政权也不再可能被街头抗议震惊或者冒险低估这类事件潜在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卫星电视台的作用也是此次起义的一个主要特征,而这在将来也可能会改变。设想一下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如果出现第三次(反对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人暴动或者重新开始一次由土耳其库尔德人发动的暴动:CNN和BBC还会愿意播出有关以色列或土耳其政府罪行的视频片段吗--像它们在叙利亚和利比亚所做的那样?似乎不太可能了。

  少数起义之所以能成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美国及其盟友决定收回对老朋友们的支持。突尼斯和埃及的情况就是如此。华盛顿想将赌注押在胜利者身上,但美国与开罗和安卡拉的温和的穆斯林政府之间的同盟关系--二者都同情巴勒斯坦人,反对与伊朗开战--却已开始改变中东的政治平衡。目前未受抗议影响的政府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民众起义动摇或推翻吗?2011年起义后幸存下来、没有受损的阿拉伯政府,未来会谨慎对待哪怕规模极小的抗议,提防其中存在的革命可能性。但是他们也将失去应对变革的一道重要屏障:各方都坚信,无论阿拉伯的统治者们多么腐败、多么恶劣,他们都能抵挡来自本国人民的成功起义。

    【原文信息】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170611/after-euphoria-arab-uprisings

  After the Euphoria: On the Arab Uprisings by Patrick Cockburn, the nation, October 16, 2012

  帕特里克·科伯恩,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驻中东记者,也是《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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