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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路

Revolutionary Road
发布时间:2012/12/20作者:贾森·法拉戈/文 Samuel/译 萧潇/校 来源:中道网/译品

摘要:政治家往往要待到职业生涯结束之后才出回忆录,其原因不难想见。由于有了较多的空闲来塑造历史,政治家们可以提升自己的分量,得到众人的崇拜--他们展示自己早期的失败经历,那些经历坚定了他们夺取成功的意志(比如比尔·克林顿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回忆录),回顾他们和同事的辩论,把他们的过失都推到同事身上(像托尼·布莱尔,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其他许多人的回忆录)。


  政治家往往要待到职业生涯结束之后才出回忆录,其原因不难想见。由于有了较多的空闲来塑造历史,政治家们可以提升自己的分量,得到众人的崇拜--他们展示自己早期的失败经历,那些经历坚定了他们夺取成功的意志(比如比尔·克林顿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回忆录),回顾他们和同事的辩论,把他们的过失都推到同事身上(像托尼·布莱尔,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其他许多人的回忆录)。这种回忆录中有一些--尽管不是非常多--读起来真是挺有趣的。

  但是,当政治家还在位时,他们的书则是另一副面貌--以政治为导向,浮夸,而且常常由他人代笔。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进入政坛之前所写的《父亲的梦想》一书挺出色的;而他被选入参议院之后写的《无畏的希望》则是被过誉了的政治演说。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见证》(Témoignage)要差一些,这本自述是一个愤怒的民族主义者的长篇大论,同时夹带着自我吹嘘的个人轶事。在位高官的书是不值得读的--除了一些身为作家的政治家:英国工党领袖迈克尔·福特(Michael Foot),法国总理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当然,还有最著名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现在,例外的名单里可以加上约翰·德拉马尼·马哈马(John Dramani Mahama),他七月末当选了加纳新任总统,他的回忆录《我的第一次政变》(My First Coup d'Eta)展现了非同寻常的文学抱负。马哈马是在当副总统时写的这本书,那时的总统是2008年当选的约翰·阿塔·米尔斯(John Atta Mills),当时正是由石油业和建筑业推动的经济繁荣时期。7月24日,米尔斯突然逝世,马哈马作为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虽然是一本政治家的回忆录,但它并不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叙述到最后,马哈马还不到40岁,他的政治生涯还很遥远。而且他很不愿意写一个圣徒传那样的背景故事(尽管也有一点这种色彩),他也没有掩盖年轻时享有特权的事实。他的目标是提供一个窗口来探视被忽略的时代:20世纪70和80年代那“失落的几十年”。在这期间,非洲解放的主题被经济的停滞和一再发生的政治动乱所取代。

  美国读者很少能读到非洲政治史中有关这一时期的回忆录。不少反思后殖民社会的小说家在非洲之外也有广泛的读者群--例如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和本·奥克里(Ben Okri)--纪实文学通常采用的形式有流亡故事、旅行叙事、对于乡村的非批判性沉思或者面对逆境的励志故事。[南非则是例外;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J.M.库切(J.M. Coetzee)、扎克斯·米达(Zakes Mda)、安德烈·布林(André Brink)以及其他人的政治性回忆录都有广泛的读者。]但是70和80年代,可以理解,“那是一段许多人都想忘却的岁月”,对于马哈马来说却是“定义我的人生的时期”。他对那充满严酷考验年代的回忆十分精彩,让我们看到,那几十年锻造了他们那一代人,而并不只是一连串的欺骗和独裁。

  据马哈马所述,加纳是撒哈拉以南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其独立是在1957年。从那时起,它一直是解放后成功的榜样,在非洲国家中享有特殊的地位,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国父,即泛非主义者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马哈马把他--在书中一直被称为“恩克鲁玛博士”--描述为“富有远见卓识”,事实上他也确实如此。加纳的独立运动不仅仅激励了其他国家的反殖民斗争;恩克鲁玛许多年里一直致力于促进非洲大陆的完全独立,为非洲的年轻国家提供经济资助和外交援助,同时建立了现在称为非洲联盟的组织。但是在统治的后期,恩克鲁玛也是一位残暴的专制者:他取缔了反对党,镇压了罢工,囚禁了政治对手(有的政治对手就死在监狱),并且他自封了一个闪光的新称谓--“Osagyefo”,在加纳主要语言之一的契维语中义为“救世主”--这一称谓和他的总统任期一样是终身性的。马哈马肯定知道这一点:他受过历史学的训练,而且恩克鲁玛给加纳带来的影响好坏参半,整整一代加纳人为此而纠葛。但马哈马回避了所有坏的影响。如果你是总统,也不会对国父有任何不敬。(其实,在就职的第一年,米尔斯政府就设立了一个新的公共假日 “国父日”,来彰扬恩克鲁玛的政治遗产。)

  马哈马书的优点倒不在于对加纳政治史的记录--在这一点上,除了对恩克鲁玛的简短的赞颂之外,作者主要持客观中立的态度--而在于它唤醒了政治动荡时期加纳人民的个人生活记忆。从本书第一章所述的恩克鲁玛领导的政府被名义上的政变推翻,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1966年2月24日,马哈马7岁,一个军事派系宣誓就职,临时国家解放委员会执掌政权。“那一天我听到人们的言谈好像有某种神秘和紧急的气氛,特别是说到政变这个词”--在英语、契维语、豪萨语以及他所说的其他语言中,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他以为,政变也许是一种新的游戏。

  直到第二天他的老师解释说,政府被推翻了,所有官员都被捕了。这让他很担忧:他父亲,E.A. 马哈马就是一位政府官员,最贫困的北部地区的专员。当一位学校官员开车把马哈马这孩子送到他父亲的政府官邸,士兵已经在官邸前的草坪上扎营,房子都空荡荡的了。老马哈马已经被转移到临时监狱,在那里他被囚禁了一年。马哈马写道,“当我父亲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加纳已经变了样。而我自然也变得很不一样了。”

  这场政变让马哈马早熟,促使他在大动荡的背景下去审视小范围的不公正。《我的第一次政变》一再地把外部政治事件和日常生活事件结合起来,其中最精彩的是对他自己的学校时光的描述。某天,一个新生搬进了他的宿舍,表现得如同一个小暴君,对其他同学颐指气使,还偷他们的零食。马哈马写道,这场欺凌“是我们迈入新非洲的起始仪式,这个新非洲相比我们父辈曾经为之奋斗的那个非洲,正在发生迅速而激烈的变化。”马哈马用给力的小故事指出,所有事情都没完成;解放初年的希望和相对富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失落的几十年”中的经济私有化。当马哈马最终抵抗了(那位小暴君的)欺凌,与之相似的加纳政治情境却让人感觉无比自然;这场欺凌放过了马哈马,却继续折磨其他人。勇气只到此为止。也许稍显拙劣,但当作为政治家的马哈马赋予过去的事件略为过分的意义,作为作家的马哈马就会用轻描淡写来补偿。

  第一次政变之后,马哈马的父亲从宝利(Bole)回到塔马利(Tamale)--他们在加纳北部的旧居,在这里建起农场,日子也逐渐好过了。但老马哈马得罪了人,以致公司被没收,最终不得不流亡--先是去科特迪瓦(C?te d'Ivoire),之后又去尼日利亚。年轻的约翰·马哈马则留在加纳,在这里,大型迪斯科舞厅里播放的是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和杰克逊五人(Jackson 5)组合的乐曲,可是酒吧里的啤酒却总是不够喝。他在阿克拉(Accra)上大学,并成为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教授的住处阅读《资本论》。当阿昌庞(I.K. Acheampong)将军--他在1972年的另一场政变中推翻了短命的加纳民主政府,之后宣誓就职并掌权--想要修正宪法以阻碍多党民主制的回潮,马哈马和他的同学参加了抵抗运动。

  马哈马最终还是鼓动了革命,但同时也“因内疚而痛苦”,因为他想到自己的父亲也包含在革命的对象之内。当一个激进的学生宣称所有资本家都应该被绞死,马哈马的一个朋友“轻轻地摇了摇头,似乎在说,你爸爸不会有事的。”这种反省在政治家的回忆录里极少能见到,而在这本书里,如何协调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所处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他极力表现的情节。

  据本书所述,要不是周遭所及全是政治,马哈马一定会从事教育或经营家族生意。政治无所不在:政治使马哈马一家不得不迁居,使马哈马不得不离境(包括去苏联,在那儿他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政治也磨练了年轻的马哈马,使他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由此我原以为该书会以某个觉醒的时刻作结--一场政治集会或者严酷的不公正唤醒了我们的主人公,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天职。然而,此书结尾的基调却是犹疑的。“我一生中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伴随着疑虑。”马哈马在结尾这样说道,这个结尾颇具吸引力而又充满矛盾。即使当加纳日渐稳定,加纳的发展还是没有保障--希望未来更加美好,但还是被永恒的疑虑所困扰。

  能够冷静地考虑自己国家的未来,这是马哈马作为一名作家成熟的标志;能够承认自己人性的弱点,这是他作为一位政治家成熟的标志。可如果你想看到充满乐观的后记,没有比马哈马最近的总统就职更合适的了:这是一场简单而平静的权力交接,没有像最近在尼日利亚和马拉维发生的那样不稳定的情况。如果加纳有好运,那么政变的日子将永远属于过去。如果我们有幸,那些过往将会被如实地记载在回忆录中,就像这本书所做的那样。

  http://www.tnr.com/book/review/my-first-coup-detat-john-dramini-mahama

  Revolutionary Road by Jason Farago, The New Republic, August 14 2012

  詹森·法拉格,居住在纽约的作家兼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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