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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菊与刀》是种族主义宣传品

发布时间:2012/09/20作者:马克·德里斯科/文 朱新伟/译 来源:观察者网

摘要:《菊与刀》写于1943至1945年,并于1946年初出版。此时,日本已经输掉了太平洋战争。本尼迪克特运用了典型的“文化与性格”视角,以证明日本人一直为“耻感”文化所困,不管多么疯狂或自讨苦吃,他们都会服从集体的要求。与“耻感文化”相对的是西方文化中的“罪感”文化,西方人有着自省的主体内心和伦理道德。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使得本尼迪克特将耻感文化往前溯源一千年,她相信,即使到了一千年后的2430年代,这一结论依然适用。


  《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是一位重要的美国人类学家,她主要研究非西方地区,但1930年代后便没有在美国本土以外做过任何田野调查。她的名声主要来自美国社会科学界“文化与性格”学派联合奠基人的身份。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她与著名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合作,并于1923年升任该校正教授。

  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战略情报局(OSS,1946年变更为“中央情报局”)资助,撰写了《菊与刀》一书。这本著作的部分章节刊登在了战略情报局的“敌国风俗研究”资料之中,换言之,写作这本书就是为了充当美国的宣传品。二战期间,战略情报局和国防部都想掌握日本的相关信息,一旦需要用原子弹攻击日本,也好有个正当的理由。

  但令人惊诧的是,这本书实际上是典型的“二手人类学”——人类学家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做调查研究,完全靠二手资料写出来的书。本尼迪克特既不会说日语,也读不懂日文。实际上,她唯一交流过的日本人全是日裔美国人,那些人从小到大一直是生活在美国。一位没有当地语言能力人类学家居然敢写一本地区研究的学术著作,她的这本书在西方从未被当作严肃的学术著作。在日本和韩国,连大学生都会嘲笑她对东亚和日本的描述是多么荒谬。我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也是如此。

  《菊与刀》问世之际,恰逢“文化与性格学派”风靡1930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界。自1920年代起,西方的心理人类学研究者们希望能够解释文化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以解释各个文化的集体心理。文化与个体的关系不完全是静态的。不过,“文化与性格学派”主张,特定的社会、文化逻辑能够“教化”(“enculturate”)个体去服从主流价值和规范。不幸的是,文化与性格学派会将任何特定文化之中的复杂性加以简化,仿佛每一个人都刻上了该地区的同一记号。这与种族主义的思维十分相似:黑人是XX,法国人是YY……

  例如,本尼迪克特1934年撰写的重要著作《文化模式》将个体性格彻底简化为文化模式,或者说“格式塔”(Gestalt,德语意为“模式、形状、形式”等——观察者网注)。居住在美国西南部的祖尼人具有阿波罗神的性格;北美洲西北部的夸扣特尔部族则是“酒神崇拜”;南太平洋地区的多布仁甚至连被冠以古希腊神话名的资格都没有——他们是“偏执狂”。

  《菊与刀》写于1943至1945年,并于1946年初出版。此时,日本已经输掉了太平洋战争。本尼迪克特运用了典型的“文化与性格”视角,以证明日本人一直为“耻感”文化所困,不管多么疯狂或自讨苦吃,他们都会服从集体的要求。与“耻感文化”相对的是西方文化中的“罪感”文化,西方人有着自省的主体内心和伦理道德。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使得本尼迪克特将耻感文化往前溯源一千年,她相信,即使到了一千年后的2430年代,这一结论依然适用。

  本尼迪克特称,日本和中国一样,都不具备普遍主义,只能在“菊”与“刀”之间徘徊,没有稳定的行事准则。她把这种特殊主义的性格与西方的康德式的普遍主义伦理观做对比。对于非西方文化与民族的这种刻画,丝毫不掩饰其与殖民话语的相关性。殖民者的论调常常是,被殖民者具有某种“神秘”性格,会抗拒殖民者的“文明教化”。换言之,与西方基督教伦理主体的理性思维截然相反,日本人(以及印度人和中国人)有时候会讲礼貌,有时候则粗鲁而暴力。日本社会没有遵循犹太-基督教的普遍主义伦理,而是有着某种神秘而古怪的伦理规则,每个人依照社会地位不同会做出各种疯狂而非理性的反应。另外,在行事原则缺失的情况下,非西方的行为主体没有任何“核心价值”作为思考的基准。于是,必然会发生各种混乱和暴力现象。最常见的后果是,“东方人”将变成本尼迪克特等人称为“温顺的羊群”的状态。还有学者则直接称呼“东方羊群”。

  二战后,《菊与刀》成为美国大学“地区研究”(area studies)专业的经典著作。地区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常常被美军引用,作为杀戮敌军的理据。参与越南战争的大部分美国学者的著作都受了“文化与性格”学派的影响。

  1950、196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中东研究专业的学者拉斐尔·帕泰(Rafael Patai)发表了多篇论文,方法论与本尼迪克特雷同。帕泰的论文1973年以“阿拉伯之心”结集出版。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后来利用帕泰在《阿拉伯之心》中关于“阿拉伯人”的无耻刻画,为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例如用恶狗恐吓囚犯、逼囚犯在狱友面前赤裸身体等——和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辩护。换言之,《阿拉伯之心》和《菊与刀一样》,都应被视为种族主义学术研究,极易被美国的帝国主义者所利用,掩饰他们犯下的反人性罪行,例如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丑闻,以及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轰炸等。令从事东亚研究的笔者感到震惊的是,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以这本书为依据来看待日本。《菊与刀》是一本带有种族主义的危险宣传品。更何况,鲁思·本尼迪克特还声称,《菊与刀》中关于日本的描述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因此,难道中国不应该批评、攻击并焚烧《菊与刀》吗?

  (作者Mark Driscoll系北卡罗来纳州大学东亚系副教授,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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