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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交官们的著述与战略思考

发布时间:2012/09/20作者:吴怀中 来源:世界知识

摘要:当今日本外交政策的很大一部分仍由官僚操控。所以,透过这些外交官们的著述来梳理日本的主流战略思考,不失为一种便捷有效的途径。


  最近几年,日本的外交官著书立说成了一种时尚和风气。退休的写,在职的也写;高级官员写,一般官员也写。这反映出在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转折时期,日本外交精英对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的不满和焦躁。

  在西方国家,一般是政治家制定大政方针,官僚(公务员) 负责执行。但在日本, 历来“ 官高政低” —— 往往是官僚主导政策的制定,政治家(首相、大臣或议员等)给予追认。为改变这一状况,日本进行了多年的相关改革,但由于政局混乱、政权更换频繁,当今日本外交政策的很大一部分仍由官僚操控。所以,透过这些外交官们的著述来梳理日本的主流战略思考,不失为一种便捷有效的途径。

  外交官们的主要“战略著作”

  二战后,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下,日本的外交严格受制于美国,无法独立作为。冷战结束后,一段时间内“日盛美衰”,日本的自主外交和战略思维有了一定的发挥余地。于是,对日本的国际地位和日美关系有所思的外交官们,陆续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出了一些新思维,例如,栗山尚一(时任外务省次官)提出了“日美欧三极”构想,松浦晃一郎(时任外务省北美局局长)主张自主外交推进论,小仓和夫(时任外务省文化交流部部长)发表了带有泛亚情结的文化论等。不过,随着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和日美同盟“再定义”的展开,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到现在,日本的对外战略基本没有离开过同盟强化的轨道。

  但2008年前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的实力和影响相对下降,世界格局渐变,权力转移趋势显现。日本外交精英们认为国际大环境正经历百年不遇之变,国家的对外战略也应随势应变,遂纷纷著书献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前副部级高官的著述:田中均所著《外交的力量》(2009年)、谷内正太郎所著《外交的战略和志向》(2009年)及其编著的《日本的外交与综合安全保障》(2011年)、薮中三十二所著《国家的命运》(2010年)。其次,还有几位中高级外交官的“理论作品”:神余隆博(驻德国大使)所著《多极化世界的日本外交战略》(2010年)、兼原信克所著(时任驻韩国公使,现任“内阁调查室”副主任)《战略外交原论》(2012年)。其实,在金融危机初显端倪之时,小原雅博(时任外务省亚大局参赞、现任驻悉尼总领事)所著《国家利益与外交—世界体系与日本的外交》(2007年)、大江博(时任外务省国际合作局参赞、现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所著《外交和国家利益》(2007年)、星山隆(驻马来西亚公使)《21世纪日本外交的课题》(2008年)等同类作品就已经问世了。

  以上诸书,总体上显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

  第一,鲜明的现实主义立场及国家利益论。由于战前历史的原因,日本外交曾慎言“国家利益”,冷战后才有所改变。

  第二,不再把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必然前提,而是以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及地区格局变动为立论出发点,以全局的、相对的、战略的、系统的眼光,来审视日本外交的成败得失及未来前景。

  第三,不少著书理论水平较高,且篇幅厚实者居多,内容涵盖了全球治理、日美、日中、朝核、东亚及亚太地区合作等多个领域。

  对日本外交战略的共性认识

  以上著书均为金融危机前后出版,不啻解读日本外交的鲜活材料。首先,对金融危机前后的国际局势变动提出了大致相同的宏观看法。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动和挑战,新兴国家崛起,世界开始多极化;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傍美难以解决所有问题,日本的实力和地位也在下降,需要以战略筹谋和主动外交来创造局面。

  其次,对日本的国家定位和前景都有相同的认知。即主张日本要有信心成为政治大国,不应自我定位为“中等国家”;认为在未来20年内,日本在全球仍然拥有名列前茅的技术和资金优势,仍然是世界大国。当然,还没有主张日本要成为“完全正常大国”——如拥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等战略进攻武器、彻底否定和平宪法以拥有战争权等。

  再次,就日本对外大战略的实施开出了几乎相同的处方。一是主动参与塑造对日本有利的国际体系和秩序。携手西方发达国家、鼎力协助力不从心的美国,来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被认为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日本外交的全局性课题,其最终目标,是把新兴国家吸收融合进来并使之按“体系规则”行动。

  二是要在巩固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主动利用它。首先必须加强和深化同盟。其次,日本需要在同盟范围内尽量提升自己的自主性和对等性,主动利用和引导同盟来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

  三是大幅改造安全防务政策。需要让日本介入国际安全事务并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军事外交手段来扩大影响力和提升地位。重新审视日本的安全防务政策,部分实现“国防正常化”,包括在修宪、“集体自卫权”行使等问题上尽早取得进展。

  四是大力强化和改善外交工作。在国力下降、时不我待的情况下,日本要拼外交——以外交软实力来弥补硬实力的衰退,围绕促安全、保经济、扩影响、升地位,以多边和地区外交为舞台,在全球治理、国际和平合作、地区一体化、危机管理等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履行大国职责。

  五是用好用足亚洲发展带来的经济机遇。日本希望在亚洲以日本的技术、标准、规则、原创等优势,分享地区经济发展的红利,提振日本经济。

  六是重点防范地区安全威胁。这主要是指朝鲜半岛和台海地区,尤其是防范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

  对华基本战略主张

  中国问题是当前日本外交中的超级热点。近年,与中国打过交道的老外交官们,如中江要介、小仓和夫、栗山尚一等纷纷以回忆录的形式回首往昔,温故思今。而宫本雄二刚从驻华大使职位上离任便写下了《今后如何与中国相处》(2011年)一书,道上尚史甫一卸任驻华公使(现任职于内阁官房)也出版了《外交官所见的中国人对日观》(2010年)一书。这些“专业书籍”,再加上前面的论著,可以说基本展示了日本外交人士的对华战略认识。

  外交官们在书中对两国关系大局总体上有比较理性的认识和判断,指出了如下几点:(1)中国崛起的趋势不可避免,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具有优势,中日的综合国力对比正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日本应该承认并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2)日本今后最大的战略问题是中日关系,这是日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已进入复杂的磨合和调整期。(3)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来说极为重要,日本经济在中短期内要想有所起色,就必须利用中国发展的机遇和红利。(4)总体上要设法保持中日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应加强沟通和磋商,确立相处规则,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管控机制。(5)中日关系已经超出双边意义,应加强协调合作,为地区及国际和平与繁荣做出大国的贡献。

  然而,不少书中也流露出对中国挥之不去的误解和偏见,例如,质疑中国随着国力的增强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并谋求霸权,并称中国在领土和海洋权益等问题上已经流露出这种倾向;认为中国的将来具有不确定性,存在着一定的“潜在威胁”;疑虑中国抱有根深蒂固的“华夷秩序”观,总想雪耻并恢复昔日梦想;认为中日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一样,而且中国仍执着于近现代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相关差异妨碍了两国达成相互理解和战略互信;主张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中间线划分法”是东海问题谈判的前提;声言历史问题不属于政治问题,中方不应该将此政治化、扩大化并作为“外交牌”来打。

  在以上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又列出了对华战略方针,总体上是接触加防范,具体又可分为“一稳、二用、三防、四统”。

  “稳”是指加强沟通交流,保持两国政治关系稳定,维护战略互惠大局,使矛盾和摩擦大致可控。因为中日间发生正面冲突、关系长期紧张或过于动荡,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用”是用足中国经济发展给日本带来的机会,分享红利,提振日本经济。“防”是指做好防备——使中国难以成为“威胁”或万一成为威胁后又能加以应对的战略,内容包括威慑(日本的军力+日美同盟)、平衡(合纵连横之术、尤其是组建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和“友好战略伙伴网”等)、制度制约(地区多边机制和机构)等举措。在此之上,还有“统”策,即“接触”和“融合”政策:促进中国演变成“负责任的国家”,将中国吸纳和统合到西方主导的所谓民主主义国际体系中去,塑造出符合日本利益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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