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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开始书写美国

发布时间:2012/08/19作者:林达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

摘要:上世纪末的新移民主体,几乎都有同样感受:我们在中国的平常经历,从美国文化的角度去看,往往不可思议,反之亦然。这种显著差异给了我们很大刺激,也诱发出探索它背后根源的兴趣。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寻求对西方文化价值的重新启蒙。然而,有一个规律:在个人自由尚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地区,对自由的呼唤往往是感性、文学性的。这条线索几乎可以追溯到中国最初引入西方文化的开端。


 
  初到美国的落脚点十分偶然。这里平常而宁静,周围的美国人老老少少都在辛勤劳作,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至今我仍然庆幸自己落在这样一个地方,也选择了一个阅人无数的流动生涯。

  如此个人心情,折射了中国一段历史。

  离开中国,是在1991年。之前,经历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动荡,直至“文革”,把中国推到崩溃边缘。1976年“文革”结束,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过一个迎合世界的方向急转。可是政府权力的合理退让和个人自由扩展的急切要求,并不同步,形成冲突焦点。最终在我们出国之前两年,再次方向转变。这一转折,瞬间扭转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也中断了自1979年中美建交始、两国度过的10年相对稳定期。我们就是在中国的一个低潮期、也是中美关系的冰河期,来到美国。

  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

  初到美国的落脚点十分偶然。这里平常而宁静,周围的美国人老老少少都在辛勤劳作,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至今我仍然庆幸自己落在这样一个地方,也选择了一个阅人无数的流动生涯。回想起来,那是无心而得的收获:疏离了精英情结,一开始就能直接切入美国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和他们有了从生活压力出发的共同语言,使得美国迅速从一堆抽象概念中走出来。再者,这里是南方。对北方主导的精英文化,很容易通过媒体等各种途径了解,而唯有身处南方,才可能身临其境、对美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有切实感受。了解南方文化,也是了解对主流叙述的争执和补充,南方视野使我们对美国的感受层次丰富起来。

  我们和父辈经历的中国动荡,不论在哪个阶段,尤其是低潮期,首先被忽略和牺牲的,常常是民众的个人利益、个人尊严甚至生命。那不是抽象的“人民”,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甚至,是我们自己。基于这样的经验,自然会对个人权利的议题格外敏感。突然进入一个新国家,中美之间观念的差别、美国文化中的公民权维护意识,竟是通过和底层美国人的最初交往看到,由普通人的生活展现出来,它传达的意义,令一个新移民感到内心震撼。

  上世纪末的新移民主体,几乎都有同样感受:我们在中国的平常经历,从美国文化的角度去看,往往不可思议,反之亦然。这种显著差异给了我们很大刺激,也诱发出探索它背后根源的兴趣。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寻求对西方文化价值的重新启蒙。然而,有一个规律:在个人自由尚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地区,对自由的呼唤往往是感性、文学性的。这条线索几乎可以追溯到中国最初引入西方文化的开端。

  可是,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作为生活常识、可具体操作、以法律细节保障的“民主”和“自由”,却非常陌生。在新大陆发现,美国民主的背景固然是强烈本能的自由诉求,却不偏重“不自由,毋宁死”的文学化重复讴歌,而是冷静成熟的法庭辩论和一步步司法界定。

  所以,想给自己的朋友们介绍美国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现实操作,是一个很自然的冲动,写得通俗,也是一个非学院生活的结果。

  一个新移民笔下的美国

  第一本书《历史深处的忧虑》始于1994年冬天。佐治亚州北部的冬天很冷,百年老屋没有装暖气,手指僵硬地敲打键盘,用的是叫做“下里巴人”的中文软件。这本书想介绍的自由概念是冷静的,可以陈述和理性讨论,个人自由是细节具体的行为,不同的“自由”之间会发生冲突,必须经常权衡,究竟保护哪一个自由更为重要。个人和个人、个人和政府之间,涉及自由,如何解决,都是非常技术性的事情,司法是独立的技术活儿,不干权势什么事。英美法系是案例法,严肃严谨。而一个个案子又如同活生生的律政剧。以案例故事为核心的普法教育,本是美国公民教育的常态,可这是写给中国的朋友,背后如影相随,是自己将近四十年在中国的生活和见闻。下笔时,希望自己是立场中性的甚至是笔调轻松的,让自己尽量站在二者之间,与两个国家都拉开不远不近的距离,而两国文化比较带来的感触,着实维持了内心的张力。

  在这里必须提到,中美交流在中国,写作固然重要,出版一环同样重要。假如没有北京三联出版社的董秀玉先生,这本书绝不可能在1996年面世。而整个过程中,很多朋友鼎力相助,大多当时并不相识。写这一段,也想说明,“林达系列”,是一个时代契机。作者的写作冲动,间接反映了读者对了解美国的渴求,作者也曾是那个饥渴的人,只是有机会先走到河边、舀了一瓢水往回走。而当时的出版状况,令这瓢水并不那么容易抵达目的地。

  这本书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正因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文化介绍,不是形而上,就是形而下,很少从宪政、法律制度层面切入的“形而中”,它讲的又是触及每个普通人生活的鲜活故事,谁都能够读懂。

  现在回头去看,书中的“议”,确有自己的独特切入角度。重点不是落在对美国制度长处、对保障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单纯赞扬,而是如实记录了一个个新移民对眼前景象的难以置信:他们原本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是不同国家的国民,他们在不同时期移民至此,聚合在一起,被一个古典的人类自由理想所吸引,为坚持这点理想,他们两百年来,共同支付了沉重代价,居然一直没有放弃。

  所以,最初这本书,写的并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代价。让读者看到,自由不仅是具体的,也必须仰仗他人和社会支付代价才得以维护。代价有时是金钱,有时是生命,有时候,是可能的国家利益。所以,当权利与代价形成两难困境,处理和抉择,充满纠结。认识代价之后,仍然选择以尊重公民权利、个人自由为最高目标,是需要勇气的,有时候,坚持是非常痛苦的;有时候,同样案例,在新的历史条件,社会可能无力再支付同样代价,权衡安全需求,个人自由可能被迫暂时退让。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有时候,甚至可以说,必须是有能力支付代价才能够得到的。”

  强调自由的代价、强调唯有理解这个挣扎,谈论坚持个人自由才有意义。这一思路在动笔之前并没有预设,写作本身是一个学习和梳理自己的过程,随文字流淌,表达时才理清自己。

  第一本书已经提到了正在讨论中的《反恐法》,在当时,绝不可能想到,几年之后,9·11事件发生。自由和代价的矛盾,立即变得尖锐而现实,逼到每个人眼前,直至今天,恐怖战争时代对“权衡安全和保障个人自由”提出的新问题,在美国还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当时强调“自由代价”的写作,无意中令读者对此后的不同形势,都预留了持续思考的空间。

  关于权利法案的介绍,只是一个冲动,并没有考虑持续写作。为第一本书稿寻求出版去了北京,临别,朋友说了一句:美国快大选了,能不能介绍一下美国的大选呢?他提醒了当时读者希望更多了解美国的需求,似乎可以、也应该继续写下去。

  不仅是大选,而是把上一本书的话题深入下去。个人自由、公民权利的保障,不仅是独立司法,背后还有一个完整民主制度的设计,这个设计其实是从希腊罗马一路下来的西方文化,到17世纪、18世纪的英国,制度层面的思考,已经很成熟。但是,论实践,英国是在旧制度中的逐渐演化,还有宗教派别之争的历史负担,线条并不清晰。到了美国,制度实践可以完全抛开旧大陆负担,有一个条理明确的蓝图。

  第二本书《总统是靠不住的》,还是通过讲述相关故事,解释三权分立的理念变为有逻辑的制度设计之后,当具体发生政治危机,构建复杂的机制如何自行启动,一步步度过危机。制度设计背后的理念,具有超越国度的普遍意义:人是靠不住的,掌握权力的官员是靠不住的,政府是靠不住的,一个权力或力量,必须由其他的力量来制约和平衡。

  在一个制度变革的国家,人们往往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旧体制的破解之上,而会忽略当制度变革来临,并非“一人一票”即能解决全部问题,民主、自由,还将艰难地、细致入微地在旧有文化历史遗留的土壤上生根和成长。所以,这本书介绍的还是着重于政治危机的处理细节。令读者理解,民主制度的运作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渗入全民血液的制度文化来支撑,这种文化应尽早通过公民教育来完成。

  这些介绍,引入可能的借鉴,也希望更多消解不必要的文化误解。中美几十年隔绝造成长期文化陌生,是一个现实存在。可以想象,当两个大国两种文化突然解冻、正面遭遇,彼此间是多么困扰,说是危机四伏,一点不过分。

  文化陌生可能引发的危险,可以举个极端例子:美国什么样的人都有。出来个非要公开烧《古兰经》的,偌大一个美国,就没人能够阻挡他,也没人能够阻挡媒体转播。警察总统,都无权阻拦。美国人都知道,这是制度保障的表达自由。而在一些权力高度集中的伊斯兰国家,民众必定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的纵容。否则,怎么可能?一个国家的权力,难道还管不了一个小民?如此误解带来的外交危机和潜在国家危险,难以估量,却没有解药。

  在第二本书《总统是靠不住的》中,也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三权分立本是维护本国政治健康的设计。但是,在与不同制度的文化遭遇,也可能出现很大误解。例如,美国总统的对外决策,代表民意的立法分支,可以完全不同意,国会可能很高调地立即通过一个表态性的否定意见。而且,这种政府间的自相矛盾是公开的。在政府权力高度统一的国家,很难理解同为政府的两大分支,竟然表态相反,会认定这是出尔反尔、毫无诚意。经过多年交流,中美间此类误解已经明显减少。但在十几年前,类似误会产生的冲突,经常可以看到。

  写第三本书《我也有一个梦想》已经顺理成章:既然已经系列介绍美国,还有可以谈的内容,就写下去。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赤橙黄绿青蓝紫,人种复杂,种族是个突出问题。一开始的想法,是写当下的种族问题,既然生活在这里,每天看到和接触的故事很多,觉得不难写,相关历史打算一笔带过。可是,在冬天坐下来,阅读历史资料,发现这段历史的发展更有意思。北美洲从英国殖民时期就开始贩卖黑奴,给新生的美国留下了奴隶制和种族纠葛的历史难题,但是,对奴隶制的反省、批判和制止,在殖民时期就同时萌生和展开。无意中发现,这段历史成为第二本书的一个重要补充:美国人习惯于不相信政府,相信制度的设计和监督机制,它固然始于对人类本性的深刻怀疑。可是,归根结底,一切制度,最终又要依靠人来设计和运作,这是一个悖论。正是人性另一面,人的精神追求、反省能力,在推动历史进步。于是,决定重新找资料,把书的主题改作了追溯美国废奴过程和解决种族问题的历史进程。这本书让读者看到,人性是软弱的,有着自私的天性和经常表现出来的卑下情操;而人因其天性良善的一面,是可以被救赎的,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基督教精神,在美国文化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忙于生计,大半年在奔忙于各州的流动小贩生涯中度过。三本书的写作,持续了三年半,多是在小贩停摊的冬天,只有第三本,因为变了主题、重找资料,写作一直拖到跑摊已经开张的第二年,拖到秋天,是在来回跑长途的每周间歇中完成。第三本写完,连续劳作加上写作的紧张,已经累瘫。介绍美国,该说的都说了,终于可以画上句号。去三联签约,很轻松地对编辑吴彬说,写完了,不写了,“回到原来的生活”。这是真心话。可就在写完第三本的时候,陆编的《万象》创刊,来约有关克林顿丑闻的评论,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总统在法庭誓言之下作伪证的问题,而当时在中国,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对个人丑闻的惩罚”,收到稿约,觉得很容易解释,就写了《在誓言之下》,这是写书之外的第一篇文章。写单篇故事不那么辛苦,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认识一个形而中的美国

  在介绍美国的过程中,冥冥之中似有神助:第一本书正好赶上辛普森谋杀案的世纪审判,日裔法官一磊落,庭审全程录像转播,提供了诠释权利法案的一个扎实案例;尼克松的水门案的跌宕起伏,给第二本书提供了有关三权分立具体运作的最佳教材;开始写第三本书,又适逢新电影《阿姆斯特丹号》上映,提醒了对这个160多年前大案的关注,因此去找出相关历史资料,细细道出美国上上下下废奴正义力量的努力。几年后,尹宣在中国翻译出版美国制宪会议的麦迪逊笔记《辩论》,提醒了对制宪过程的介绍,这才有了后来的《如彗星划过星空》。尹宣是一流的译者和学者,在他回国之前,我们有过十分默契的交流。他突然去世,令人难以接受。

  《如彗星划过星空》也希望提醒读者,民主的推行、实行过程,都并不简单。它是“一人一票”,又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既然民主是“多数人的决定”,就需要相应的社会文明程度去配合。而在美国文明的源头,它的国父们是一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历史命定的古典政治家。他们精理论、重实践,没有现代政治家普遍哗众取宠的天然倾向。他们对民众深切的同情,对“多数暴政”的警惕,同时存在。在书中,我提到自己阅读美国国父的一点体验:所谓知识人的道德勇气,一部分应该是表现在对强权的批判上,更难做到的是不取悦民众。只有非常少的人,才能具备这样的智慧和勇气,对二者都保持应有的独立和批判。这其实也是在提醒自己。

  9·11事件以后,不仅美国、中美关系,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国际关系变得史无前例的重要。写国际评论,更多是个人兴趣,也和一个特殊经历有关。2008年,我去伊拉克作了一次实地采访,回来为《亚洲周刊》做了封面故事。此后,作了一系列国际评论,也在2011年写了对9·11事件的十周年回顾,试着描述世界进入这个新时代的两难困境。只有对国际政治关系有一个准确的事实判断,理顺其中看似错综复杂的内在逻辑,才可能减少国与国之间的误解和避免摩擦。

  很多中国读者认为,美国人历来都对中国固有负面成见。实际上,在中国的“文革”时期,也正是美国青年学潮四起的反叛期,毛泽东语录在美国的学院氛围十分盛行。之后,十分天真的学院“左派”在许多大学文科占优势,一度“左翼”教授们把学生都教得十分仰慕“文革”中的中国,认为中国通过“文革”终于找到了通向真正公平和平等的社会道路。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怀着美国教授们引领的仰慕,才来到“文革”刚刚结束后的中国,领受被误导的后果。这也是“文革”中只作“报喜”宣传的效应。

  中国从1949年以后,更有选择性“交流”。我最近整理父辈留下的书籍,发现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出版翻译了大量美国著作,厚厚的大部头,都是美国“左翼”对美国制度的痛斥,抑或对红色制度的理想化颂扬。美国的出版自由保障了对本国制度和本国政府的任何批评,不论多么偏激都可以。但是,当它们进入一个偏执交流的他国环境,不仅没有增进了解,还会导出更深误会。这是明白人说的:“美国左派害不了美国,却很可能把中国给害了”的原因。

  偏执交流,不论偏向哪端,都非正途:在介绍美国时,也切忌走向简化的颂扬。偏颇的介绍不利交流,反而可能引出幻想,容易在幻境破灭后走向另一个极端,难以冷静客观地剖析对方国家发展中的各类复杂因素。这绝非交流之道。所以,介绍同一个理念和制度,在不同时间、条件、地点下遭遇的不同困境,强调美国制度在历史发展和现实运作中的复杂性,是现在正努力去做的事情。

  每一个读者都深陷自己的文化之中,绝非简单阅读就能立即改变思维习惯。曾经有个长辈读者,看了《历史深处的忧虑》对我谈体会:终于明白,原来美国的新闻媒体是私营的、是五花八门、观点立场各异的。可是不多久,她又指着《参考消息》的一条新闻对我说,“你看,连美国人的报纸都这么说。”这时,她又因为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习惯,自动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切换回来,认定:美国报纸的意见就是官方意见。所以,消除文化陌生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近距离看美国的系列写作、出版,适逢中国逐渐转而开始新一轮经济改革,以一个飞速成长大国的特殊姿态,大步走向世界,中美再次走近,却仍然陌生。一开始,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在中国产生激烈反应,更不要说一些偶发冲突,必然引发民族主义情绪反弹。中国对美国的理解经常处于大起大落中。大起和大落都是偏颇的。对我们这代人,民族主义一点不奇怪,因为我们成长在一个极端反帝反美的年代,非常理解民族主义的来源。这也让我返身去看美国,它始终处在一个各种来源的反对中,你却很难令美国人产生同类的“民族主义情绪”。两百多年坚持下来的宪政文化,铸成一个有恒长一定之规的国家,也使得看上去散散乱乱,一盘散沙的国民,其实内心自有他们的定力。

  这样的背景自然更提醒了交流的意义。而介绍宪政和司法,介绍一个形而中的具体制度,是既有理念又极具操作性的一个落点,今天,仍是中国最需要深入细致去了解的美国文化。万分庆幸的是,不经意间,新一代具备常识、也具备极佳专业训练的新学人,勤奋睿智,早已在默默耕耘,他们远远地、远远地,走在了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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