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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亮谈七十年代的“地下”阅读

发布时间:2012/07/30作者:吴亮 来源:上海书评

摘要:“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跃吧。 ”《伊索寓言》里的这句话经马克思引用,成了出名的熟典。吴亮回忆录《我的罗陀斯》借用这个典故,意在以青年时的“地下阅读”为线索,追忆、缅怀那个令他难忘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不少人读完后,对其中与书相关的人与事的描写,有阐之未尽之恨。在此意义上,这篇访谈可说是为《我的罗陀斯》下了一个注脚。


  读《我的罗陀斯》,似乎您的不少朋友对书中开列的书单非常感兴趣。

  吴亮:有一次,我自己统计了《我的罗陀斯》一书的“书单”,提到的各种作家名字以及那些形形色色的书目,已经超过了三百处……它们不是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所看过的书的全部,还是漏掉了许多作家,这本回忆录虽由读书作为线索,后来就渐渐不再以读书为核心了。黄子平很细心地发现我多次提到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两个典型的产生过革命的国家,却几乎没有谈及德国文学。其实那个年代我也读德国文学,歌德与席勒,我很喜欢《浮士德》,但写作中没有能把所有的重要作家都想起来。这种暂时遗忘是可能的,或者因为文章本身的走向。确实,这本书中间有几个重点在写作过程中产生,也有一些是突然想起来的。写作开始的时候材料几乎是无限的,写到一半,就觉得必须要有节制,重要的不是书单,是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是时代背景的重现。

  家里的书,父亲的藏书,因为书而认识朋友,因为朋友而得到书,不同的朋友带来不同的书……读书还有个年龄的问题,严搏非说金观涛比我更早读西方哲学,那是当然。

  我十五岁就读《共产党宣言》了。对翻译体我很早就喜欢,它对我的胃口,我当年的表达就与之相似。当时写信写日记都很危险,我不写日记也不保存朋友的来信,假如当初私人信件都在,我的回忆会是另外一种面貌。我的小学同学贾维收藏了我1970年至1985年间写给他的三十四封信,他在《我的罗陀斯》出版后将这些信完璧赠送给我了。重读这些信我很惊讶,我1973年写信的文体就是现在的我还在使用的这种长句子。有封信已上传到“小众菜园”网站上,写于我十八岁生日,完全是天方夜谭,居然立志以艺术为服务目标。

  我曾经试图查找上海图书馆七十年代初恢复向公众开放的时间,网络上关于这种历史资料很少,我印象中应当是1974年。当时毛泽东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提倡全党学马列,他推荐《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自然辩证法》,在上海图书馆马恩全集可以凭工作证开架阅读,德国古典哲学也可以借,借回家要办张卡,办卡需要单位出证明。这样看,我应当在1974年左右就接触德国古典哲学了,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还有狄德罗、卢梭等。

  当时只限于和朋友写信,从没有想过发表。信的读者都是特定的,或者说,当时的写作不存在“读者”,读者就是我朋友。后来很多人问我如何走上文学批评道路,我都要提到张弦,我在《我的罗陀斯》最后一章中又提到了他。1978年张弦在马鞍山看到我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他很惊讶,此后张弦每次来上海都找我,我们保持了一年多的来往,到了1980年,张弦觉得我应该写文章,他说吴亮你要不写作那就太可惜了。

  

  1976年以后,您主要买哪些书或杂志?

  吴亮:那几年我订阅《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动态》,还有《哲学研究》和《经济研究》。《哲学译丛》有完整的论文,匈牙利的卢卡奇,波兰的沙夫,东欧阵营中的哲学界有人道主义倾向,这里说他们是修正主义……苏联意识形态比这里的相对有人味,还有一个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马克思的逻辑和文采非常吸引我,雄辩,力量充沛,华丽的长句,不容置疑的论述,经常运用典故与比喻,“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屁股上还带着封建的纹章”。相比之下,《联共(布)党史》就差远了,当时的两报一刊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更是等而下之。

  我不买中国的文学期刊,不仅因为我没有钱,还因为中国文学太差,“伤痕文学”我从报纸新闻中获悉就够了,卢新华的《伤痕》发在《文汇报》上,我是站在马路读报栏旁看的,据说一开始发表在复旦墙报,还有过争议,这些对我都是传闻。那时候我还无意参与写作,我不得其门而入,完全不清楚文坛情况,而且觉得彼此的语言无法沟通,只好做一个旁观者。

  

  现在有人回忆七十年代读到的书刊,如“十七年文学”,还有《学习与批判》、《朝霞》等,称之为“狼奶”。您喝过狼奶吗?感觉滋味如何?

  吴亮:这两本刊物我知道,没怎么读,也是因为太差……“十七年文学”我早就接触过,这得提到我父亲,他曾是民国文艺青年。父亲1921年生,1938年“八一三”一周年,日租界照会法租界不能允许在此期间有公开的抗日活动,巡捕房就抓捕了一批进入黑名单的抗日学生,其中有我父亲,他当时参与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就是托洛茨基组织,领导人彭述之。当时我父亲经常在书店买书,就像《潜伏》里那样,被店主拉进了那个托派组织。父亲所在的中学很复杂,各方都有告密者,父亲参加剧社传阅抗日小册子被记到黑名单上,那个晚上父亲被抓,押送途中与一位女犯结识,两个人铐在一起,互相说了学校和名字,又各自被关在男女监,第二天放风时彼此还能看到对方,后来那位女子就不见了。实际上父亲肯定会被释放的,但他不知道,他以为这次他完了。祖父后来将父亲赎出来,父亲看报纸上被虹口日军处决的反日分子名单,其中就有那位女子,这件事对我父亲刺激很大。当时虽是战争状态,但是租界是孤岛,父亲侥幸逃过一劫。

  父亲从文艺到左翼,再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因为这个历史问题,五十年代肃反时被审查,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又被审查,父亲一直处于恐惧之中。父亲一直有文学爱好,文学是父亲惹祸的起源。祖父是个有钱人,在家里很强势,他附庸风雅,觉得文学只是玩玩而已,对父亲不务正业、读文艺书都很不以为然,闯了祸还得祖父出面。父亲后生肺病辍学,一直没有正经职业,偶尔打打零工,做店员、给不识字的老板读报……我七十年代也跟父亲一样,不安心工作,苦闷,乱看书,看闲书,看危险的书。

  上海解放初,父亲写信给陈毅恳求安排工作,他从骨子里喜欢共产党,他读托洛茨基时就对共产主义有幻想,他一生不喜欢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陈毅的秘书觉得父亲文笔不错,与之交谈后将父亲安排到《税务通讯》做编辑,后来做记者。父亲当然喜欢新政权,倒谈不上报效国家,至少可以自食其力出点风头了。1957年整风,父亲采访了一些在“打老虎”(即“三反五反”)时被错误打击的人士,父亲写了很多报道,后来“反右”,他差一点被定为“右派”。

  说这些,就能理解父亲有很多文学书籍了,这些在《我的罗陀斯》中都有具体介绍。五十年代的《文艺报》、《文艺月报》、《人民文学》我家里有一大堆,姚文元批丁玲的《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一文我1967年就看过了,因为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小组嘛。

  我读“十七年文学”都是在六十年代,那时候幼稚,后来再也不读了……现在回想,整体来看,1957年以前的中国小说还勉强算好看,六十年代以后越来越糟糕。

  父亲一直担心,甚至怕我有独立思想,自以为聪明去质疑社会。他不说他的观点,他只是一再告诫我不要碰政治。其实我在这方面确实也没有太大的胆子。林彪事件后,“批林批孔”邓小平复出,整顿工业整顿科技和教育,那时候社会上流传一些文章,大家都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思考。同时关于谁会上台、谁会下台的政治人事传闻也很多。我对这种谁上台、下台从不关心,至今都不关心。我希望讨论政治背后的事,因为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内情和信息,我们的关心是没有丝毫价值的。

  我们只能从一般理论出发去理解正在发生、可能发生或希望发生的事;或这是不对的,那样才是对的……比方说,你说你是社会主义,但我对照了马克思的原典,我认为你不那么符合社会主义。

  当时为了批判,会在内部开放某些“毒草”,通常这些“毒草”反而好看,我从中汲取了养分。七十年代末解禁了许多电影,《舞台姐妹》、《早春二月》……对我个人而言,“十七年文学”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它对我的正面意义几乎是零。当然像蔡翔那样研究中国革命文学史的,他的角度和目标与我不同,他不会像我这么极端。

  影响我的主要是翻译文学,我指的是七十年代。《我的罗陀斯》提到很多翻译文学作品,好像选择面很广,其实当时没得选择,那些作品都是分开来读的。现在将它们放在一起集中说,好像情况还不错,就好比女人衣柜里的衣服放在一起似乎很多,其实不是一天买来的。

  

  似乎七十年代的青年,普遍对周遭环境感到失望,心态比较灰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读书,是不是有些寻找真理的意味?最起码也是寻找慰藉吧。

  吴亮:身在其中,我对七十年代的判断是很懵懂很含混的,这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缓慢过程。七十年代末开始受到外界影响,特别是外国电影,视觉冲击很大,比如高仓健的电影《追捕》,美国电影《车队》,摩天大楼、高速公路,都很震撼。《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埃及金字塔异国风光给我的冲击倒还没那么大。我从来没想过国家会开放,没有想过会有什么钱,对生活的未来没有想象力……不过生活中还是有一点痴心妄想的,这个痴心妄想就是不用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我对单调重复的劳动是厌恶的,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劳动必须被交换为与其相等的货币价值,为什么?因为劳动辛苦,只有货币才能抵消劳动付出,这就表明人们都是为了获得货币才愿意从事劳动,劳动并不神圣!劳动如果神圣,那就不存在剥削的可耻,神圣的劳动难道能用庸俗的金钱“等价交换”吗?!这就是马克思的逻辑给我的一个结论,一个真理!

  当初对我而言,阅读根本谈不上为了追求真理,我只是有许多话,继续往下推就会有问题,“怀疑一切”这句话是否能被“怀疑”,类似罗素的“理发师悖论”,这是语言的矛盾;“自身是否包含自身”,这是数学性质的爱好,并非政治伦理的考虑。我对工人阶级的深入理解很多来自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高尔基自传,我没有想过要通过高尔基理解工人。

 

  七十年代的阅读对当时的青年似乎有一种拯救的作用,今天的阅读还能对年轻人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吴亮:谈不上拯救,只不过是逃避罢了,就像现在所谓“宅男”,在家待着,沉迷于游戏,在网络上聊,出门就慌张。现在的世界已经开放,可选择的东西太多,假如我有很多影碟,很多长篇小说就不会读。当时就是为了逃避生活,借书就是借碟,都是看故事。至于是不是因为看电影看多了成为影评家,那也很难说。

  今天,能不能成为一个影评家,要看机遇,不一定需要才能。现在的孩子从小用电脑,当时没有这个技术条件;现在已经没有手稿了,不必要求写作要有书写基础。近年来当代艺术重新讨论水墨,我多次讲中国传统的回归不可能了,这不仅是文化问题。以前中国书家多,是因为所有写字的人都用毛笔,他们没有别的工具;尺牍、记账、开药方写奏折统统使用毛笔。现在,先是硬笔代替了毛笔,键盘又代替了硬笔。现在还使用毛笔的人都是专门练习毛笔艺术的艺术家,或写着玩的退休老人,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毛笔字如今是用来卖钱的,不再用来抄账和写小说。现在的人都没有期待一封信的感觉了,它已经被短信、电话所取代了。原有的生活习惯和交流习惯都被技术彻底改变了,不存在孤立的拯救传统文化。

  我的生活习惯之一是读书,读纸质的书。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未来的孩子是否就不再读纸质的书?现在的孩子们更多接触的是电脑和网络,我们这一代正处在这个巨大的技术改变之间……

  

  七十年代末阅读逐渐放开,到了八十年代,阅读和出版都经历了压抑之后的井喷期。

  吴亮:八十年代以后可以读到一些港台书,大陆出版的书总会有一些删节,现在还是这样。很多人跟我一样,因为各种原因他们的文章无法发表,或无法全文发表。年轻时我觉得列宁是很会讲话的,他的某些演讲段落我都会背,电影《列宁在1918年》台词很精彩。莎士比亚,你说他是英国人,我们看到的是中文,不管谁翻译,我一直有个奇谈怪论,只要把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它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面临无边的苦难……”,不就是中文吗?虽然是外国文学,但给你的感觉就是人讲的话,就是明明也可以用中文说出来,为《王子复仇记》配音的孙道临不就是这样说的吗?今天我们还经常读到听到某些中国人写的中文说的中文,怎么就没有一点点人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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