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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其轮回,不见其进步

发布时间:2018/11/19作者:黄朴民 来源:北京日报

摘要:中国古代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兄弟政治、舅爷政治与马弁政治这三种基本形态的交替嬗递、循环往复,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这三种政治形态最终都是弊端丛生,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只见其轮回,不见其进步。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萨孟武著,北京出版社出版
 
  
 
  著名学者萨孟武先生在其《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兄弟政治、舅爷政治与马弁政治这三种基本形态的交替嬗递、循环往复,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这三种政治形态最终都是弊端丛生,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只见其轮回,不见其进步。证诸于史实,萨孟武先生之所见诚为不刊之论。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血缘纽带的长期存在并影响于政治,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原生形态必定是“兄弟政治”。因此,“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西周初年周天子大封同姓诸侯,人数多达数十人乃至百余人,“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武王既崩,成王年幼,此时出来摄政的,乃是周公。可见西周统治者是希望通过推行“兄弟政治”,来巩固“小邦周”对“大邦殷”骤然取得的军事胜利,维持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所谓“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
 
  然而,动机虽然很好,但在具体运作中,效果却不佳,最初跳将出来反抗周室的,竟然是成王的亲叔叔,周公旦的亲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一伙。闹得周公不得已说服召公,发布《大诰》,“内弭父兄,外抚诸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叛乱给镇压下去,史称“管蔡之乱”或“三监之乱”。“兄弟政治”从一开始便亮起了红灯,其前途当然不容乐观。
 
  尽管如此,“兄弟政治”作为最主要的政治形态,在西周之后仍是代有承继。汉高祖刘邦千辛万苦从西楚霸王项羽手中夺得天下之后,有鉴秦王朝推行郡县,废除分封导致二世孤立而亡的教训,全面推行郡国并行制度,分封同姓为王者九国,并明确制度:“杀白马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是不折不扣的“兄弟政治”。然而到了后来,却出现了血雨腥风的“吴楚七国之乱”以及稍后的“淮南王叛乱未遂事件”,“兄弟政治”再一次宣告破产。
 
  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晋武帝司马炎从曹魏子孙手里夺得政权,建立晋朝,为了稳固统治,曾大规模封建诸侯,这当然也属于典型的“兄弟政治”,可是其最终结果竟是“八王之乱”,西晋朝廷遂告覆亡。
 
  “兄弟政治”既然行不通,随之而来便是外戚擅权,实施所谓的“舅爷政治”。然而,“舅爷政治”较之于“兄弟政治”根本没有优点可言,它同样对君主的地位构成威胁,经常诱发政治上的动乱。西汉初年诸吕作乱,几乎颠覆刘氏江山;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新朝粉墨登场,都说明“舅爷政治”之极端不可靠。其弊端在后世更是愈益明显,轻则操弄国权,肆意妄为,导致内外离心,政局动荡,如东汉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又如东汉阎显兄弟凭借阎皇后之力,“为卿校,典禁兵”而干预朝政;重则篡夺江山,自立为帝,使政权易主,社稷改姓。这类史实,各代皆有,不绝如缕。如王敦尚武帝之女襄城公主,桓温尚明帝之女南康公主,专任阃外,手执雄兵,威势既振,便有犯阙之意,这属于驸马(姑爷)作乱的典型;又如王恭乃孝武帝后之兄,东晋庾亮、庾冰、庾楷均是明帝皇后庾氏之兄弟或子侄,也皆在羽翼丰满之后滋生不臣之心,这属于外舅作乱的榜样。至于杨坚以北周皇帝岳丈身份,从宇文氏手中夺得皇位,建立隋王朝,那更加是典型意义上的外戚篡权了。
 
  由此可见,内外亲戚一旦有了大权,无不反戈相向,釜底抽薪,这让做皇帝的如何能够食甘味,寝安稳!“舅爷政治”的危险性、黑暗性同样不比“兄弟政治”稍减几分,它的维系当然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所谓“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
 
  小皇帝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不满意舅爷们骄横跋扈,大包大揽,他痛心于寄人篱下,苦恼于芒刺在背,所以总想方设法改变这样的格局,收回法定的权力,从而“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可是,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势单力薄,无有奥援,何能相抗已经气焰正炽、尾大不掉的外戚势力。既然他无法突出重围和相隔甚远的外臣相谋,那么他只能把身边朝夕相处的宦官引为腹心,同他们策划于暗室,伺机于可乘。一旦讨平外戚,扭转乾坤,皇帝论功行赏,宦官当然得势,遂有机会跳到前台干预朝政。于是乎,“舅爷政治”又一变而为“马弁政治”了。
 
  由宦官主导的“马弁政治”,是传统政治形态中最恶劣、最糟糕的一种类型。其祸患之严重,较之于“兄弟政治”与“舅爷政治”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宦官(明清时期则称“太监”)是刑余之人,一朝大权在手,那种压抑着的仇视社会情绪就会充分宣泄出来,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同时也给统治秩序的有序维持带来灾难性的冲击。事实也正是如此,东汉桓、灵之际政治的腐朽黑暗,唐代顺宗、文宗几位天子的悲惨下场,宋代童贯等人作威作福紊乱朝纲,明代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专权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均是“马弁政治”可恶丑陋的具体象征。
 
  正因为“马弁政治”是最黑暗的政治,因此,它对君主地位、权力所构成的实质性危害也最为严重。换言之,“马弁政治”是传统政治中的最后红灯,到它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统治者已不能照常统治下去了,而被统治者也不能再容忍照常的被统治了。于是,大动乱爆发,乱得不能再乱之后,自然会有“圣明天子”出来收拾残局,使天底下芸芸众生能够摆脱“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乱世”,而进入“可以暂时做稳奴隶”的“治世”。政治形态又开始转入到“兄弟政治”,三种传统政治形态的新一次“轮回”遂重新启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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