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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

发布时间:2018/04/20作者:周雪光 来源:新浪

摘要:在国际舞台上,这些不同轨迹上发展起来的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形成了越来越清晰的声音,开放的空间让这些声音传播的越来越广,难免与中国历史上和现代政治过程中形成的种种观念发生碰撞和紧张,这一趋势随着近年来中国崛起而日益加剧。正因为此,这本书的主题和相关方面的讨论可以说正逢其时,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


  一年前承蒙兆光老师赠书,让我提意见,于是写了下面的文字。放在这里,向学友推荐这本书。

  葛兆光新作的主题,如书名所示,是关于中国疆土在历史上内与外演变过程的解读,而“内与外”与“分与合”相关联。作者继续了近年来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更多是提纲挈领地总结概括了在一些重要题目上的基本观点。我的历史知识不甚了了,是以学习的心态来读这本书的。多年没有生活在一统的话语体系中,对本书的基本立论和各种具体讨论都很是认同。

  关于“内与外”、 “分与合”的话题

  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古今中外历来如此。例如欧洲各国版图的历史变化,分分合合,直至今天的欧洲共同体,仍然在经历着调整磨合的过程中。记得柏林的德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中的一个短片就是从视觉上展现德国及欧洲各国边界的历史演变过程,在社会媒介上也看到过有关中国历史上疆界演变的类似短片。

  这本来是基本的历史常识。既然有分合内外的不断变动,处于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位置、不同时点上的民族或族群有着不同的经历和审视角度,由此影响到学者间的不同看法,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形了。中国历史有着更长时段的累积沉淀,涉及到辽阔空间,有着更多的解释线索头绪。史学讨论和解读中难免渗入政治因素,学术讨论因此变得微妙起来。这本书里的观点兼顾“周到”和“鲜明”,很是一件不易之事 。

  在讨论中国历史时,特别是涉及到多民族参与的疆界演变过程时,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各种原本杂居的蛮夷戎狄,渐渐在政治、制度、文化上融入共同体,使得整个区域逐渐成为‘中国’。”(p. 12)。如作者指出,这个说法有终极论的色彩,即以今天为“历史的终点”来回头看历史,似乎这是一个单调上升、循序渐进的过程。本书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异议。第一,内外分合不是一个单调演进的过程,而是一个进进退退、分分合合的过程。第二,作者提出了政治、制度、文化三个层次的统一和整合:政治控制疆域,制度涵盖范围,文化认同区域。如此,讨论内外分合不是简单的分门别类或直线发展,而是层次不一的过程。三者重叠,方有统合(p. 16)。我就从这三个层次依次谈谈我的感想。

  分与合:政治层次的考虑

  决定一个国家疆界演变的过程和机制是什么?换言之,什么力量在推动国家间、民族间、区域管辖权的演变呢?经济学界有一个文献提出,国家规模疆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模所带来的成本收益。 这一考虑在本书中也可以找到线索。例如,宋朝士人提出,某些边陲地区“入版图者存虚名,充府库者无实利”(p.40, p. 49),即是这样一种计算。

  但这一机制有着其他的制约因素,否则,强权政治可以随时改写国家边界。历史上欧洲各国纵横捭阖,演化出同盟条约的各种国际关系。欧洲罗马法律传统和国际法,也为国家双边关系引入了国家主权、国际条约、第三者监督(enforcement)等一系列制度设施,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所谓现实。我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没有关注过国家边界等问题。大致印象中,至少从近代以来,国家间疆界的确定,虽然多是两个国家(族群)间通过某种方式确定的(战争、习俗、谈判等),但通常以第三方的参与和确认为基础。

  因此,国家间疆界如同其他方面的国际关系,有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一是国际联盟;二是国际领域中行动者的正当性。两者有着各自逻辑但相互影响,波及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稳定性等方面。如此,政治意义上的内与外、分与合,一方面有着各自民族或国家审视解释的随意性,但另一方面又与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中国历史上长期以自我为中心,上述方面似乎从来不是特别关注的因素。读中国史给我的印象是,一对一的谈谈打打、武取礼让,边界主权很有弹性。这种思维方式至今仍然颇有市场。

  内与外:制度

  这本书中强调了制度层面上的帝国一统性,如郡县制、文字、货币、行政法律等(p. 72-73)。从正式制度而言,的确如此。但依我总结的“帝国逻辑”角度看来,“正式与非正式”(正式制度规定与实际运行)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弹性和相互转化。帝国的正式制度威严不变,至少在纸面上如此,这是帝国逻辑的要义之一。但正式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执行了多少,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正式制度的同一尺寸难以适应各地不同状况,从而不得不允许执行过程中的千变万化,这是帝国逻辑的另一侧面。认识到 “正式与非正式”这一关系在帝国治理中的核心位置,将我们的视角引向了非正式的分合状况。

  例如,在中国长期历史上,郡县制行政框架下的许多地方区域的实际运作几近封建制的家族自治,在天高皇帝远的边远地区更是如此。再如,近年来的地方史研究指出,清代以来借皇权发展起来的(华南)基层社会家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借正式制度之名,行地方性宗法制度之实。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也特别关注了正统思想之外的民间信仰诸方面,讲的也是如此道理。在官场内外、官商之间、中心与边陲之间,这些松紧伸缩的关系在一统制度下历来存在,直至今日。

  如此,制度层面一统性恰恰从另一方面巧妙地掩盖住实际运行中的游离性。所以,制度一统性在“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天下帝国意识”的中国整合中的意义还可以仔细辨析。在这方面,作者关于欧洲模式的colonial national (殖民国家)与中国 patrimonial imperial (世袭帝国 – 似乎翻译为“家产帝国”更为妥当)的讨论(p. 111),很有意思。帝国的不同支配形式(韦伯语)导致了不同的“殖民”的形式和内容。在帝国背景下,中心与边陲关系或许可以从这一“殖民”视角解读,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差序格局:文化

  作者言,在政治、制度和文化的三个环节中,文化整合尤为重要。书中简列了历史上的内外之别和相互转变的情形,但指出“几千年中,帝国建立又崩溃,朝代延续又断裂,疆域分合,族群纷杂,但这个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却始终延续。”(p. 79)。文化中国也许是中国概念的核心所在。

  我想谈一点意见,即文化整合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制造差异的过程,这种内外之别仍然至今痕迹累累,甚至时有强化。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来刻画中国文化中的人际关系。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将社会中的人们分为不同等级角色位置,加以差异化对待,由此体现在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上,如法律儒家化,政治儒家化,国际关系儒家化。 “汉化”,接受儒家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同时,也是接受差异性对待的过程。文化中国一直是延续的,并不是意味着文化中国一定是包容的融合的,或者走向融合的,而是维持着一个“差序”的状态。连自己的国民都是三六九等的,如何做到对不同民族一视同仁呢?读到后面,发现书中下面这段话与“差序格局”的思路如出一辙:“实际上,无论在政治观念还是制度上,帝国只是一个逐级外推的同心圆,有清晰而严格的等级…..,都要有尊卑之别。”(p. 124)。我以为,这是理解文化中国遗产的一个重要角度。

  很赞同作者的如下观察:“现代国家的转型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的‘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从传统天下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天下帝国意识”。(p. 83) 二战后民族国家兴起与中国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两路并行发展而来,的确给中国当今话语带来了很多别扭。通常的民族国家有着同一语言、文化、种族等同质性特点。国际舞台上的当代“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的过程,即不同的群体(穷人、妇女、族群)逐渐获得各种(政治、社会、经济)权利,参与各个领域决策的过程。中国广阔疆域中的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等特点为当代国家整合提出了严峻挑战。民族意识、自我意识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而日益强化,而且在世界各地和中国内部多民族中都在强化,与诸多政治过程密切关联。在国际舞台上,这些不同轨迹上发展起来的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形成了越来越清晰的声音,开放的空间让这些声音传播的越来越广,难免与中国历史上和现代政治过程中形成的种种观念发生碰撞和紧张,这一趋势随着近年来中国崛起而日益加剧。正因为此,这本书的主题和相关方面的讨论可以说正逢其时,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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