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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有什么用

发布时间:2017/12/07作者:刘金祥 来源:解放日报

摘要:承负着文化的文人的销声匿迹,必然意味着文化的行将消亡,这对于人类而言要比任何一种珍稀动物,比如恐龙的灭绝更应值得检省和反思,因为它看似是文化意义上的事,实则是生存意义上的事。一俟民族文化出现危殆,亡国灭种似乎也就为期不远了。


  究竟何为文人?我国古代典籍对文人进行了诸多定义和描述。《书·文侯之命》说:“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诗·大雅·江汉》曰:“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五经正义》云:“汝当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德之人。”汉傅毅《舞赋》道:“文人不能怀其藻兮,武毅不能隐其刚。”唐钱起《和万年成少府寓直》则说:“赤县新秋夜,文人藻思催。”清周亮工《哭樵川门人杨凌飙》问:“文人命薄将军死,谁赋城南旧战场?”

  上述文献中的文人或指“先祖”或指“雅士”,而“先祖”或“雅士”中卓有成就者,就成为“贤人”“圣人”,即张载所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哲大儒。这与其说赋予了“文人”社会身份,不如说对“文人”寄予了社会使命与文化担当,基于此,中国古代文人将张载的主张作为人生准则和价值追求,正是在这种人生准则和价值追求驱动下,中国历史上匡时济世、慨然赴难的忠烈义士前赴后继,不绝如缕。

  在古今中外关于文人的各种阐述与论断中,笔者比较认同和赞许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观点:“文人最低限度的职能是掌握、传承、创制文化。具体地说,主要是掌握、传承、创制书面文化,即通过写作而固定下的各种文本的世界。这个最低限度的职能也是最基本的职能——由此派生出文人的其他职能。因此,书面文化的特性成为理解文人本质的起点。”韦伯所提到的“写作”,绝非仅仅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书写,而应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其至少具有“创制”和“生成”的基本内涵。书面文化作为一种文本世界,不仅涵纳文字典籍,还应包括各种艺术作品、文化建筑物,以及一切具有文化价值和人文意义的物质载体,譬如风物风俗、风土人情,均是文化。如果把这些记录或拍摄下来,就成为“书面文本”。当今时代,以高科技为依托的优盘、光碟、胶片、录像录音带等与传统文字书籍一样,都具有书面文本的属性和功能,都是一种文化的有机物质载体。

  钱锺书在《论文人》一文中写道:雪莱在《诗的辩护》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卡莱尔在《英雄崇拜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依循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一说,那么文人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梳理、创制、规范、传承文化的书面文本,这就决定了文人与文化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主客关系,人类文化史正是通过文人不断书写书面文本得以承续和演进的,文人究其本质就是书面文本的书写主体——采集者、整理者、解释者和创制者。如果没有以书写书面文本为旨归的文人,很多原始形态的文化诸如民间艺术、宗教、哲学等等,都难以保存并流传至今。因此,世界上各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必然会相应地出现记载和呈现民族文化的书面文本,否则,民族文化不是走向衰亡与断绝,就是始终处于原始形态裹足不前,这可以称作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规律。

  纵览中外文学艺术发展史,不难发现那些萌生于社会底层、心口相传的艺术是原生态的,无论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还是中国《诗经》中的“国风”,抑或古印度的诗歌等,最早都源自民间的口头流传。这些原始形态的文学艺术只有经过文人的收集、加工、刻写、印制和推介,才能加以固化和流存。这种原始艺术与书面化文本化的关系,就是俗文化与雅文化的生成与转化机制。尽管俗文化是雅文化的肇始与源头,但俗文化欲千古流传则必须上升为雅文化,此处的上升不仅仅是狭义的整饬、修饰、改造之意,而是一种繁杂多重的转换过程。服膺与认可往往就是一种抉发与创建,所以,古今中外传承下来的文学艺术大都是雅文化,无论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国风、楚辞、乐府,还是中古时代的宋词、元曲、杂剧,抑或晚近阶段的笔记、话本、小说等,几乎都经历了由俗文化向雅文化的递嬗与置换,西方文化也是循此路径演化而来。而从俗文化到雅文化的位移与置换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历朝历代文人参与书面文本的整理和创制。无法想象,假如没有以杜甫、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辛弃疾、苏轼、李煜、李清照等为代表的文人的积极介入,中国古典诗词能够构建巍峨殿宇;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关汉卿、汤显祖、王实甫、李渔、冯梦龙、曹雪芹等为旗手的文人的主动加盟,那些民间说唱、街谈巷议、“假语村言”能幻化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俗文化被雅文化吸附与整合的历史。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文人接力,那么,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面文本也得不到适时阐释与相应注解,久之就会变成人们读不懂的天书,变成一堆僵化的无用的古董,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灭绝和消失。由此可见,文人实质上扮演着文化历史的主体角色。文明史上很多文化的枯萎与失传,主要因由是熟谙和掌握这些文化的文人走向灭绝与消亡。古代埃及、巴比伦以及西亚等文化的灰飞烟灭,并最终变成难以复活的“死文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通晓、诠释、创制这些文化的文人不复存在了。尽管人们在这些文化废墟上还能发现一些或完整或残损的书面文本,比如死海的经卷、西亚沙漠中的壁画和雕刻等,但面对这些无法辨识的人文秘籍和难以破译的文化密码,人们根本不能读解和明晰它们的前世今生和准确含义,而只能将其作为一种“异物”加以存留和供奉,如同对待天外飞来的各种陨石一样。这些“异物”虽然真实地存在着,但它们所表征所昭示的文化无疑过早地湮灭了,湮灭的内在因由,就是文化的承载主体——文人过早地销声匿迹了。

  承负着文化的文人的销声匿迹,必然意味着文化的行将消亡,这对于人类而言要比任何一种珍稀动物,比如恐龙的灭绝更应值得检省和反思,因为它看似是文化意义上的事,实则是生存意义上的事。一俟民族文化出现危殆,亡国灭种似乎也就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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