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时代精神的研究与宣传

发布时间:2017/07/25作者:许全兴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摘要: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长期以来,我们注重了民族精神的研究与宣传,忽视了时代精神的研究与宣传。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出发,从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和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高度,重视对时代精神的研究与宣传,尤其是对自由精神的研究与宣传。时代精神要民族化,民族精神要时代化。


  作者简介:许全兴(1941- ),男,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北京 100091

  内容提要: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长期以来,我们注重了民族精神的研究与宣传,忽视了时代精神的研究与宣传。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出发,从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和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高度,重视对时代精神的研究与宣传,尤其是对自由精神的研究与宣传。时代精神要民族化,民族精神要时代化。

  Chinese spirits are the unity of national spirits and spirits of times.For a long time,people pay great attentions to the researches and the propagandas of the national spirits,and neglect the researches and propagandas of the spirits of the times.Based on the reality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the completions of the historical task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s,facing the world,facing the modernizations,facing the future,peopl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es and propagandas of the spirits of the times,especially the researches and propagandas of the freedom spirits.The spirits of the times should be nationalized,and the national spirits should be modernized.

  关 键 词:中国精神/时代精神/民族精神/自由精神/社会主义现代化  Chinese spirit/spirit of times/national spirit/freedom spirit/socialist modernization

  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长期以来,我们注重了民族精神的研究与宣传,忽视了时代精神的研究与宣传。这一倾向值得关注和警惕。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出发,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和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高度,重视对时代精神的研究与宣传,尤其是对自由精神的研究与宣传。时代精神要民族化,民族精神要时代化。

  一、警惕忽视时代精神研究与宣传的倾向

  中国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论者,在强调物质力量、实事求是的同时,亦十分强调精神力量、主观能动性的反作用,认为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因此,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注重精神文明建设。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则进一步提出,“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12年,党的十八再次明确指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精神的提出,有关部门推出的电视政论片,诸多名流学者发表的访谈和撰写的论著,以多种形式阐释和宣传“中国精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发挥了正能量。这是必须首先肯定的。但也应看到,这类宣传普遍存在着如下不足:即只重视对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少有涉及时代精神内容;即使涉及,一般也只限于“改革创新精神”,少有论述其他内容,少有对当代世界先进文明精神的借鉴和吸取。

  从有的学者对“中国精神”所做的专题研究综述看,许多研究者主要着眼于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国当代的社会实践等方面阐述中国精神的来源和基础,而少有从世界历史、时代发展趋势着眼论及对时代精神的借鉴和吸取,少有涉及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等时代精神的内容[1]。由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国精神教育读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20万字)是一本阐释中国精神的优秀读物,颇受理论界和读者好评。该读本虽然讲到必须坚持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但遗憾的是对自由、民主等精神仍亦阙如。

  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两者互相交融,不可重一轻一。重视民族精神的研究与阐扬是完全必有的,在今天尤其如此。但忽视对时代精神的研究与阐扬的倾向则值得引起政治界、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和警惕。

  二、必须重视时代精神的研究与宣传

  精神是物质的产物,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不是先于物质存在的绝对观念或神秘力量。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由其历史文化积淀、凝聚、传承而形成的,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理想、智慧、意志、情感、性格和传统,是维系一个民族存在的精神支柱,推动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一个民族失却了民族精神就不成其为民族,就会归于灭亡。民族精神永远需要继承和弘扬。时代精神则是整个人类一定时代的先进的社会形态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在精神上最深层的反映,是社会现实运动的产物。时代精神体现了人类社会新的发展方向、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价值目标和新的审美追求,引领和鼓舞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赋予各民族、各国家的发展以新的动力和活力。一个民族离开了时代精神的引领,那就会落伍于时代的发展,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民族精神虽然是一个民族历史积淀的产物,凝聚了历史文化的精华,但它是活的、发展着的,应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一个民族倘若固守传统的民族精神,那它就落后于时代,最终为时代所淘汰。作为现时代的民族精神应时代化,具有新的时代精神。就处于人类社会发展前列的民族、国家而言,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合二为一的,可以分析而不可分割。

  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一定历史阶段,有的民族、国家走在人类历史前列,有的则相对落后于时代,这就产生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落差。当人类社会发展由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后,存在于同一时代的国家可以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从而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落差就越发明显。

  在15世纪之前,中华民族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前列,但在此之后,西欧英法德等国家率先进入资本主义,走在人类历史的前列,中国则仍停滞于封建社会。到了19世纪,中国则更明显地落伍于时代,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由此也发生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分离。近代以降,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两大历史任务,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不仅需要振奋民族精神,而且尤其需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吸取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并以新的时代精神来变革和提升民族精神。这一历史时期的爱国志士倘若固守传统的“以夏变夷”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拒绝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精神,那只能成为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封建遗老。这类遗老既不能维护民族独立,更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和社会的现代化。尊孔尊王论者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序言最后说:孔子的礼是“中国文明的精髓”。“以礼来自我约束,非礼毋言,非礼毋行。这就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我在这本书中要加以阐明和解释的,也正是这点。”[2]21、23笔者始终认为,倘若孔子的礼真是20世纪中国精神的精髓,那中国只能为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瓜分,万劫不复。在20-21世纪之交的中国,竟出现热捧《中国人的精神》的怪事,令人担忧。

  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其民族精神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时代化。以“科学、民主”为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大规模输入,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化。198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时,笔者曾撰写《简论五四精神》一文,提出五四精神主要有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五个方面。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时,笔者又撰写《弘扬五四创造精神》,指出创造精神是五四精神的灵魂。五四精神既是时代精神,也是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①。

  在五四爱国运动后,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虽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但其性质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因此,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虽有矛盾、对立,但在其基本精神上亦有相容、相一致的一面。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吸取和继承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并赋予了新的内涵。爱国、科学、自由、民主、创新和奋斗等精神依然是中国人民所迫切需要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为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奋斗不已。爱国、科学、自由、民主、创新、奋斗等精神贯彻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和现代中国精神的基本内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站立起来了,民族独立的任务基本完成,社会现代化任务提到历史议事日程上。由于有利的国际条件和中国现代社会的特殊性,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走了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人类历史面临的一个跨世纪历史难题。要破解这一历史难题,如马克思所说的,必须要“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3]769。

  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积极成果”,不仅是物质文明的成果,也应包括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对吸取和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不会有争论;但对借鉴和吸取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长期以来我们讲得多的是资金、生产设备、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具体规章制度等引进,而较少讲在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层面的学习和借鉴。其实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含有整个人类文明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为继而代之的社会主义文明提供新的基础。在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上,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更多地是注意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对立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继承的一面。社会主义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空地上建立的,而是在批判地吸取和继承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建立的。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因此,在今天离开了借鉴和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就无法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不能妄自菲薄,失去自信力,但也不能妄自尊大,盲目自信,崇古尊圣,厚古薄今。我们固然应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但在日新月异的大变动时代,主要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着力引导人们向前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大胆地吸取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时代精神是比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更深一层次的范畴,超越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趋势。就社会经济形态而言,我们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确定无疑的,不能自惭形秽。但就生产力、科学技术而言,就社会技术形态而言,我们还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变过程之中,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应如实承认在这方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等内容,是同近代以来社会化的大生产,同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密切相联的。它们体现了当代的时代精神。它们并非源于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而是对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精华的吸取和改造。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而言,人的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精神现代化,应当优先于物的现代化。当代中国亟须提倡这些时代精神,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贯彻和发扬这些精神,从而促进社会全面的现代化。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离开了上述时代精神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自然,这些精神到了中国,还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盲目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具体形式和具体做法不可取。

  总之,我们应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的高度,重视研究与宣传时代精神,使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一起深入人心,内化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个人精神,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三、全面理解时代精神

  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应包含哪些内容?这是需要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

  中国民族精神包含哪些内容?党的十六大有一个明确表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包含“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内涵。当然,今天研究者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一表述。如有的学者将民族精神概括为“贵和持中,自强不息”,有的学者则对“贵和持中”持有异议。至于时代精神,当下典型的说法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核心”之外还有哪些内容,至今无一个公认的权威性的说法。有的学者表述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以人为本、和平发展、社会和谐、与时俱进的精神。”[4]有的著作则概括为改革创新、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勇于探索和甘于奉献等精神[5]。

  如何概括时代精神?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时代精神是现实时代矛盾运动的产物,是对现时代社会发展趋势和进步的精神生活的高度抽象和概括,而决非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是绝对精神在现时代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形态②。笔者认为,在科学抽象和概括时代精神时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是依据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文明成果(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代表人类最先进思想的马克思主义)③;一是依据当代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水平。

  “丹青难写是精神”(王安石《读史》)。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和概括自然是多种多样的,“见智见仁”,不必强求一致,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以笔者之见,当代中国时代精神大致可包含如下内容:科学(实事求是)精神、创新精神(内含批判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平等精神、公正精神、法治精神、人道精神等。上述诸多精神是一个密切相关联的体系。对时代精神体系的内在结构,即层次与方面均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从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看,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看,在上述诸多时代精神中自由尤其重要,尤其可贵,尤其急需。为此,笔者曾写过《〈共产党宣言〉的价值指向》、《马克思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竞自由”——毛泽东自由思想散论》、《当代中国需要个性解放》、《创新与个性自由》、《奴性批判录》、《解放思想,解放人》、《确立独立自主人格,从‘唯上、唯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等10余篇论文,为自由而呐喊,以期引起整个社会,尤其是政治界、理论界、学术界对自由的重视。笔者在此略作简述。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人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争取自由的历史。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社会的活力取决于个人的活力,社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个人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与人的自由度成正比。人类社会发展首要的、也是最终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是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共产党宣言》的价值指向。自由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之一。没有自由,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历史时期,我们讲解放思想,讲改革,实质上是为了解放人,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发展生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等事业,改革束缚人的发展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制度,进行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是为了不断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人的各种素质,不断促进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不断扩大人的自由,为着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自由既是发展的手段,又是发展的目的。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需要自由。

  民主政治建设需要自由。自由是民主的前提、基础;自由需要由民主、法制来保障。自由与民主互为条件,但两者相比,自由更为根本。因为,只有国民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民主才有可能。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民主,是形式上的民主,假的民主,甚至成为专制的遮羞布。政治民主化离不开自由。严复的“自由是体,民主是用”的说法不无道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时至今日,我国国民的独立自主人格并没有得到普遍确立,奴化意识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今天仍有如170多年前马克思所说的“必须唤醒这些人的自尊心,即对自由要求”的启蒙任务[6]408,开展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个性解放运动。

  创新需要个性自由。创新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且包括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创新,社会制度的革命与改革。创新是人类能动性的集中体现,人类社会发展不竭的动力。从人类历史看,尤其是从认识史和科学史看,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团体,其创新力的强弱、大小,取决于该社会、团体的自由度,取决于其成员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学术的发展与创新不仅需要民主,更需要自由。真理一开始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经过斗争和实践的验证才逐渐为多数人掌握。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也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因此,学术上的是非问题不是通过民主来解决,而是通过自由争论来解决,由实践来验证。学术民主的提法并不科学、准确。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学术创新与发展。提高中华民族的创新力,需要从培养独立自主的个性入手,需要在大力提高整个社会的自由度和建构创新制度上用气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个人有更大的自由。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没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极大促进个性的独立和人的自由,促进人的发展。这更是学界同仁的一种共识,无须在此赘言。

  总之,要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当代中国亟须自由精神,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虽然在自由问题上,我们有了巨大的进步,自由度前所未有,这是我们亲身经历和体会到的。但也毋庸讳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复杂因素,整个社会仍存在着对自由的忽视,自由精神仍须弘扬。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摧残个性,无有自由、民主传统。中国伦理道德的优点是强调国家、民族利益至上,主张社会本位,其缺点则忽视个人和个性自由。如李大钊所言,儒家的修养,“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7]178。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三纲”,批判奴性,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然而在此之后,有的学者提倡“境界说”,强调个人完全服从社会和宇宙,“尽伦尽职”,以进到物我一体的天地境界,成为圣人。有的学者主张的“新五伦观念”,强调“三纲说”为核心,个人应“绝对遵守其份位”,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他们这种无个人自由的人生哲学的缺点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当今国学热、尊孔热、读经热中,许多学者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奴化意识的缺陷,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无有现时代的自由、民主精神。笔者认为,少儿读经,读《弟子规》,有背时代潮流,决读不成一个现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新的转化与发展,最重要的是立足当代世界和中国现实,大胆吸取现代的科学、自由、民主等精神,使之时代化,否则传统文化只能为时代所淘汰。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压迫者争自由、谋解放的思想武器。但由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只注重世界观、方法论,却忽视了价值论,忽视了自由、人道、人权等内容。这种不足直接影响到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片面理解,自由、人道、人权、人性、个性等成为禁语,以致广大国民长期对自由、个性、人道、人权、民主、法治等现代价值观念无有了解。这些思想观念的普遍缺失是导致社会生活中屡屡发生非人道现象的重要缘由。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民主、民主化的观念得到提倡,“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已成为共识。然而自由依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今天,虽然自由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但马克思主义中的自由精神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自由、个性与党性的关系上,与党的七大相比,现今的某些认识和做法,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我们距“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的一种政治局面”甚远。

  其实,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决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自由。我们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不仅是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和谐的,而且是自由的,是个性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我国缺乏自由、民主的传统,“唯上、唯书”的思维方式至今普遍存在。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乃至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需要灌注自由精神,都需要人的自我觉醒和独立自主人格的确立。那有马克思主义怕讲自由的?如同理直气壮地宣传民主一样,我们也应理直气壮地宣传自由。讲自由,不等于自由主义,更不等于资产阶级自由化。

  自由与民主一样,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没有抽象的、绝对的自由。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我们今天的自由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还有诸多不完善,在某些方面还不如资本主义,这是应承认的。但我们的自由是最广大人民的自由,而不是极少数富人的自由,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有本质的不同,比它们优越得多,这是事物的本质,必须讲清楚。我们要警惕西方反动势力企图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搞垮社会主义的阴谋,要注意划清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与资产阶级自由观及小资产阶级自由观的界限。

  时代精神是诸多方面互相交融的有机体系,除自由精神,其他精神也很重要,不可或缺。时代精神的民族化、民族精神的时代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做持久地、深入地、艰苦地研究。为了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我们在重视研究与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还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重视对时代精神的研究与宣传。

  ①详见拙文:《简论五四精神》,刊《思想教育研究》1989年第3期;又刊《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弘扬五四创造精神》,刊《理论动态》1999年第1435期;又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4期。两文收入《百年中国哲学革命》一书,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②黑格尔很可能是较早使用“时代精神”概念的哲学家。他是一位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人类社会不过是绝对精神在发展过程中的外化;时代精神是人类发展过程不同阶段具体的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共同的根源”。“时代精神是一个贯穿着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的本质或性格,它表现它自身在政治里面以及别的活动里面,把这些方面作为它的不同的成分”。他颠倒了时代精神与时代的关系,夸大了时代精神的反作用。在他看来,是时代精神决定了时代的“整个实在和时代的命运”。他提出,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实质的思维,是时代最盛开的精神花朵。《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5-57页。

  ③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6月-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8页。因此,在研究和概括时代精神内涵时不能不考虑到马克思的这一名言。

  原文参考文献:

  [1]王兆云.中国精神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未来与发展杂志,2015(4).

  [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海南出版社,2007.

  [3]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1881年2月底-3月初)[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4]刘建军.概括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N].光明日报,2014-08-18.

  [5]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吴潜涛,等著.中国精神教育读本[M].人民出版社,2014.

  [6]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信》(1843年5月)[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

  (本文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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