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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义务的担当及逻辑

——政治认知视角下的分析
发布时间:2017/07/13作者:徐百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摘要:对于现代国家的公民来说,政治权利已经成为政治行动正当性的依据,在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中似乎具有不证自明的独特优势。与之相较,政治义务却在话语体系中处于边缘化态势,甚至在一些政治场域处于“失语”状态。事实上,在现代政治中,对政治义务的认知、政治义务的践行情况都对政治权利的巩固、政治秩序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现代国家的公民来说,政治权利已经成为政治行动正当性的依据,在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中似乎具有不证自明的独特优势。与之相较,政治义务却在话语体系中处于边缘化态势,甚至在一些政治场域处于“失语”状态。事实上,在现代政治中,对政治义务的认知、政治义务的践行情况都对政治权利的巩固、政治秩序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是一个倡扬权利的时代,其所开启的政治话语模式主导着人们日常的政治思维,并且影响着人们在日常政治实践中的策略选择。对于现代国家的公民来说,政治权利已经成为政治行动正当性的依据,在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中似乎具有不证自明的独特优势。与之相较,政治义务却在话语体系中处于边缘化态势,甚至在一些政治场域处于“失语”状态。事实上,在现代政治中,对政治义务的认知、政治义务的践行情况都对政治权利的巩固、政治秩序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

  认知政治义务的两种逻辑

  在评断政治义务之前,我们必须知道政治义务究竟是什么?按照日常政治生活的实践经验和现实需求,我们倾向于从广义视角来理解政治义务。由此,政治义务指的就是公民对于国家所实施的法律、政策等权威性制度安排的服从,而且这种服从有道德理由的足够支持。可见,政治义务呈现了公民以服从国家为导向的生活方式。

  通常,对一个事物进行价值评判主要基于两种不同的逻辑:一是其本身的价值属性,其好坏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基于内在性的本质主义理由;二是其因为差异性运用而得到的差异性结果,其价值属性的好坏是变动不居的,外在因素对于其运用具有关键性影响,这是一种外在性工具主义理由。对于政治义务来说,如果依据内在性本质主义理由,那么只要国家还处于有效的运转状态,即便是诺奇克所谓的“最弱意义的国家”,公民依然会且必然会选择以政治义务为内容的生活方式。然而,人们常常会依据外在性工具主义理由来否定内在性本质主义理由,从而对政治义务持有负面评价。

  在此,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在现实政治中对政治义务的评价是如何趋于负面的?国家的存在需要所有公民承担相应的政治义务,可见政治义务具有普遍性的要求。普遍性的政治义务体现了一种均等主义的意味,不过,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均等主义,而非实质上的均等主义。比如,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必须承担纳税的政治义务,在纳税的形式上所有公民都是均等的,但是公民实际上缴纳的具体税额是不同的,在纳税的实质上所有公民并不是均等的。就政治心理而言,形式上的均等主义或许比实质上的均等主义更具有象征意义。人们更关注一个人有没有逃税,而往往不太在意他逃税的具体额度。一旦政治义务无法实现形式上的均等主义,那么政治义务普遍性要求的规范意义也就面临着质疑。

  当国家不能普遍地要求所有公民去承担服从的政治义务时,政治义务承担“特例”的存在将会严重耗损政治义务的存在价值。比如,国家出台的计划生育政策,所有公民都具有普遍服从这一政策的政治义务。但是,如果某村村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成功超生并继续把持村政,而普通村民却在意图超生期间被国家计生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终止了妊娠。在此种情况下,村干部与村民承担的政治义务显然是不均等的。从村民的角度看,很容易由于这种差异性承担而对政治义务持否定性评价。对此,国家为了维持政治义务的普遍性要求,通常对违反政治义务普遍性要求规定了惩罚性举措。比如,对于逃税者实施包括剥夺人身自由等在内的刑罚制裁,对于违反计生政策的人征收罚款、褫夺公职等。惩罚体现了一种补偿性正义,人们或许考虑到惩罚的成本而履行对国家的政治义务。可是,这只不过给出了政治义务一个外在性工具主义理由。因畏惧惩罚而履行政治义务,本身并不会改变对政治义务所持有的消极评价。恰恰相反,它乃是人们厌弃政治义务的一项“铁证”。

  影响认知的关键因素

  政治义务主要发生于个人与国家之间,一方是政治义务的承担者,另一方是政治义务的施加者。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质量的高低影响着人们对政治义务的价值判断。

  当个人与国家保持和谐关系时,个人处处为国家分忧,国家时时为个人着想,那么个人就会自愿地承担政治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义务的内容具有独立性,个人服从的不仅是政治义务的具体内容,更表达了对政治义务施加者的认同与服从。战争状态下服役士兵上阵杀敌,可以说是履行政治义务的典型。可以说,服从政治义务,更多表达了个人对于国家的政治忠诚。当然,对于服下毒酒的苏格拉底来说,“不服从”则是其对雅典城邦表达政治忠诚的另一种方式。

  当个人与国家处于紧张关系时,个人总是设法摆脱国家的约束,而国家总是设法强化对个人的控制,那么个人对国家政治义务的承担往往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他们往往迫于国家机器的暴力震慑而不得不为之。在这种情形下,个人对于政治义务的价值判断往往依赖于政治义务的具体内容。比如,当国家向个人提出服兵役的政治义务时,入伍者经过简单的军事训练后就要开赴前线,与敌国士兵进行殊死激战。但有人认为,无论在战场上杀死对方或者被对方杀死都将违背其良心,因此拒绝承担服兵役的政治义务。但这可能并不影响其对纳税义务的认同及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实质上是将个人意志置于国家权威之上,以此判断政治义务。这也是雅典城邦执意处死苏格拉底的根本原因。

  作为“公民”的政治义务

  既然政治义务的价值属性受到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那么怎样才能建构一种可欲的政治义务呢?这就涉及如何界定“个人”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究竟是做一个好公民还是一个好人呢?

  好公民之所以“好”,是因为其出色地完成了对于国家政治义务的承担。其实,公民的“好”就是国家对于个人的社会价值的政治承认。因而,好公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没有国家,就没有公民,更无所谓好公民。在好公民的政治视界里,政治义务是一种好东西。与之不同,好人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不需要依附于国家,它只对个人负责。作为好人,并不需要去思考政治义务的承担问题,甚至可能拒斥国家施加的政治义务。只有在至善国家中,一个人才能够实现好公民与好人两种角色的统一。

  国家的繁荣离不开好公民的耕耘,政治义务与政治权利对于良序政治而言犹如车之两翼,不可偏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认同与政治义务的担当问题研究”(14CZZ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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