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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的几个问题

发布时间:2017/05/16作者:马勇 来源:“马勇”微信公众号

摘要:革命与改良,孰优孰劣,孰先孰后,原本并不是问题。历史发展的常态肯定不是革命,而是改良,因而中国在孙中山之前,尽管有“汤武革命”,以及历代造反、革命,重建新政权的事实,但任何一个构建了常态体制的政权,都不会继续鼓吹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谢谢魏恤民老师邀请,也谢谢王继平老师的主持。非常高兴有机会来深圳与各位老师一起交流学习心得,这一下子唤回我几十年前的记忆。中学老师是人生的重要导师,他们教给我们的知识很容易超越,而知识之外的言行举止却历久弥新,终生获益。
 
  按照与魏老师的商定,今天与大家主要交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宏大问题。这方面可讨论的问题很多,限于时间,只能简单抽出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一、    近代中国历史主题;
 
  二、    革命与改良;
 
  三、    激进与保守。
 
  先说第一问题:近代中国历史主题。
 
  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因为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会变化。
 
  唐德刚先生在谈及近代中国历史主题时说,这个时代就是传统中国通往现代中国的“历史的三峡”。[1]过去了,一马平川,轻舟已过万重山,流入大海;过不去,必然在瞿塘峡、巫峡,或西陵峡中打转转。走出“历史三峡”,汇入大海,是中国的不归路,无论如何曲折、艰难,中国都必须度过这一关。
 
  正如五四时期陈独秀、梁漱溟等人意识到的那样,近代中国的问题并不来自内部,假如不是西方社会在十五世纪的变化,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发生,中国依然会沿着原来的路径往前走,也会与世界密切交往,甚至如宋代那样,成为世界贸易的主导者。
 
  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中国主导世界的方向继续前进。十三世纪中叶,大蒙古国在漠北迅猛崛起,并相继灭掉西夏、金朝,1276年攻占临安,三年后,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与十万军民崖山蹈海而死,南宋灭亡。与此同时,蒙古大军数度西征,蒙元帝国横跨欧亚大陆。
 
  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元帝国极大推动了全球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中国文明在这个时期大规模进入欧洲,而西方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文明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中原,中国文明从这次交流中获益良多。不过,朱元璋以“驱逐鞑虏”为号召重建汉人政权,因而明朝建立后,竭力祛除蒙元文化影响,明令禁止汉人继续使用“胡语”、“胡服”、“胡习”,甚至在疆域上也不愿认同蒙元时期开疆拓土的结果,不愿在政治诸方面继承蒙元遗产,整修长城,将明朝疆域重新拉回后来所谓的“中国本部”,这显然是华夷思想的结果。
 
  不惟此也。明朝统治者因为各种各样特殊原因,没有继续延续唐宋元时期与外部世界交往传统,虽然有郑和数度下西洋,但其功能、目标,都与之前唐宋元时期中外交流异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还可以继续研究,但由此明朝走上了闭关自守的道路。
 
  十四、十五世纪是全球经济酝酿大变的时期,明朝统治者闭关自守或许意识到了全球大变即将到来,因而恐惧,因而闭关。但是,明朝如此巨大的经济体,并不是想关门就能够关上门。事实上,明朝经济一方面闭关自守,不许民间与外部自由贸易,阻止沿海居民出海,不遗余力打击走私,长达几百年横行沿海地区的所谓“倭寇”,说到底就是贸易走私,而且是武装走私。
 
  明王朝对自由贸易的打击,表面上看有一些效果,但实质上并没有用,东西洋的物品不仅继续源源不断进入中国,而且更重要且后来严重影响明朝国运的白银大幅度进入。这一方面有可能将中国带至近代国家,另一方面在改变着中国的经济增长、管理方式。[2]
 
  在明朝中晚期,中外物质上的交流越来越多,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表明大明王朝长时期处于贸易顺差。同时,由于那个时代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地理上的伟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不期而至,传教士也跟随者商人来到了远东,来到中国。1583年,利玛窦正式进入中国本土,并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教堂。当然,为了不引起中国知识人的反感,利玛窦将这所建筑命名为“鲜花寺”[3],假借佛教的形态传播天主教义。这是西方走出中世纪之后与中国最早的文化交流。
 
  外部因素的进入,既给中国带来了麻烦,也给中国带来了机遇。明代中晚期社会躁动不安,相当一部分知识人有天崩地解之虞。这个感觉是真实的,因为那时的中国确实有了许多过去不曾有的新东西。过去几十年,中国史学界曾经一度火爆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不论我们今天怎样评估这场讨论的意义,但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明代中晚期,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沿海一带渐渐成长,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4]
 
  一方面,市民运动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东南一些城市兴起;另一方面,明代晚期思想异端,如果转换一个讨论视角,就会发现这些异端思想,其实就是尚不成型的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又被侯外庐等史学家命名为“早期启蒙思潮”。[5]
 
  假如不发生重大意外,中国延续十五世纪以来的路径,应该能够比较顺利地接纳西方,与世界大致同步,重构自己的经济形态,重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然而,中国政治在十七世纪中期发生了巨大变化,满洲人建立的清王朝,替换了朱明王朝。
 
  清王朝并没有逆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依然像明代中晚期那样活跃,有学识的传教士在新朝依然受到统治者的礼遇,汤若望被顺治帝尊为“玛法”,意为义父,并在康熙帝接班问题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稍后,南怀仁受命担任钦天监负责人,他对康熙时代中国天文历法地理方面科学发展贡献极大,对于火炮制造有直接贡献。十八世纪修建的圆明园,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建筑,规模之宏大,设计之精细,远非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所能比拟,而且更重要的是,清廷委托传教士郎世宁等人设计指导,引进欧洲文艺复兴后期的建筑风格、造园形式,修筑了一片欧式园林建筑群。这表明,十八世纪中国盛世,实际上包含着对西方文明的吸收。
 
  中西文明交流继续进行,贸易交往在清代前中期同样异常活跃,康雍乾三朝长达百余年的盛世并不是史学家凭空想象,而是清廷用真金白银堆出来的。巨大的贸易顺差,让大清王朝成为那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贸易顺差极大促进了中国农产品以及初级工业品的出口,茶叶、丝绸、瓷器,成为中国贸易的标配。然而由于中国产业不发达,资本主义没有从萌芽长成参天大树,中国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的工业,甚至没有办法开采自己的矿产资源。产业不发达,无法打破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四民中最庞大的两个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始终无法提升自己的购买力,他们千百年来就那样苟活着,繁衍生息,自生自灭。
 
  士阶层、商人阶层,在中国社会始终属于少数人群体,属于社会精英。他们拥有强劲的购买力,但他们的人数毕竟太少,没有办法改变中西贸易失衡的情形。从后来经济发展的观点回望,十八世纪中国如欲改变贸易失衡,必须开放市场,提升农民、手工业者这两个基本人群的购买力。
 
  十八世纪晚期,西方对华贸易的主要国家已经无力继续承担贸易失衡的压力,中西贸易很可能因为中国强劲的出口,疲弱的进口而陷入危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引起了西方人的重视。1793年,英国政府借乾隆帝八十大寿的机会,派遣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期待与中国谈判解决贸易失衡问题。[6]
 
  那时的最高领导人,一方面陶醉在盛世的享受中,另一方面不知道国际贸易为什么一定要平衡,“我清国”的出口物品质高价廉,深受各国欢迎,我们难道还能限制出口不成?至于中国进口不振,那主要因为“我大清”地大物博,你们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有,我们为什么还要进口呢?中国的理由逻辑自洽,但是中国还是忽略了贸易自由、开放市场这些根本原则。
 
  假如当时中英双方能够坐下来谈判,无论怎样困难,只要坦诚交流,也一定能够找到妥协方案。可惜的是,长达百年的经济盛世迷住了“十全老人”的双眼,乾隆大帝根本不愿意与“英夷”平等交换意见。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以失败而告终,贸易失衡继续扩大着。
 
  贸易失衡意味着大量白银继续无限度地单向流入中国,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体系中,白银是公认的硬通货。失衡的贸易让英国商人无法维持正常的贸易往来,仅过了二十三年,1816年,英帝国再向中国派遣一个贸易代表团,并委任枢密院顾问官阿美士德勋爵为驻华全权公使,负责中英贸易谈判;协助阿美士德的副使有小斯当东,他的父亲老斯当东曾任马戛尔尼的副使,小斯当东也在那次访华中与乾隆帝有过直接接触,后来潜心研究清朝法律,此时为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总管。[7]
 
  小斯当东对中英关系的未来有很好的规划,他主张平等且和平的协商,反对英国商人用鸦片平衡贸易,甚至反对在中国没有准备好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英国单方面取消管制贸易。他认为,中英两大帝国对全球贸易负有巨大责任,英国应该继续实行一段时间管制性贸易,以便中国有足够时间重建自由贸易体系。
 
  假如此时的中国皇帝嘉庆帝能够仔细倾听小斯当东的方案,中国在十九世纪初年依然可以和平地进入世界体系,中国的贸易额不会随着市场开放而下降,中国的产业肯定会随着市场开放而发生而成型。假如这一切和平发生,中国近代工业较1860年代起步的洋务新政早半个世纪,较1895年之后的民族工业高潮早八十年。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也没有办法重来。嘉庆帝比乃父更傲慢,他根本就没有见到阿美士德、小斯当东。这里面的原因相当复杂,中英之间用和平谈判平衡贸易的可能性急剧减低,“罪恶的鸦片贸易”开始发生[8],二十年后,中英两国因鸦片而开战,中国的国力从半个世纪之前的全球首富迅速跌至谷底。
 
  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两个使团的失败各有复杂原因,过去简单归为“文明的冲突”是不准确的。贸易失衡是贸易交往中常见现象,消除失衡,重建平衡,原本就是政府的责任。可惜的是,大清帝国的乾隆帝、嘉庆帝不明此理,而英国人也缺少足够耐心。从这个观点讨论近代中国历史主题,世界进入中国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工业革命发生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导致资本过剩,产能、资本都需要新市场。这一点,过去我们并不太理解,这几年中国经济在强劲增长后衍生的问题,现在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虽说与近代中国诸多问题性质有别,但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历史主题。
 
  这是我想与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革命与改良。
 
  革命与改良,孰优孰劣,孰先孰后,原本并不是问题。历史发展的常态肯定不是革命,而是改良,因而中国在孙中山之前,尽管有“汤武革命”,以及历代造反、革命,重建新政权的事实,但任何一个构建了常态体制的政权,都不会继续鼓吹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据《汉书·儒林传》,汉景帝时,黄生与齐人辕固生就革命合法性问题有过一次御前讨论。黄生说:“汤武非受命,乃杀也。”辕固生反驳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也?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辕固生接过话头说:“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汉景帝闻言迅即制止:“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以取消问题消解革命合法性危机。
 
  从思想史的观点看,黄生、辕固生讲的都有道理。汤武革命的合法性、正当性,在孔子、孟子那里早已获得解决,桀纣失道,汤武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闻诛一夫桀纣,未闻弑君。这是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当然,这个逻辑不能无限推理,否则就会怀疑刘邦革命的合法性。因此,我们看到历来的官方意识形态,一方面承认有压迫就有反抗,承认革命的正当性,另一方面竭力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不会鼓励造反。
 
  思想史原本已经解决的问题,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却出现了新情况。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香港出版对话录《告别革命》,期待中国从此告别一切革命,而代之以温和的改革。刘再复在《序:用理性的精神看中国——李泽厚和他的中国思考》中郑重指出:
 
  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遽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战争”)。尽管这些行动在当时有其各种主客观原因或理由,但到今日,是应该予以充分反省、总结和接受其经验教训的时候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来说,这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反省。在此新旧世纪之交,许多朋友都在展望二十一世纪,我们也展望,我们的展望就是要明白地说: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二十一世纪不能再革命了,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那样憧憬、讴歌、膜拜,从而再次悲歌慷慨地煽动群众情绪,最终又把中国推向互相残杀的内战泥潭。当然中国更不能冒充世界中心而向外输出革命。二十一世纪应当是中国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壮大的世纪。[9]
 
  从历史的观点看,李泽厚、刘再复的反省是沉痛的,中国如果不能对近代史上的革命有一汉景帝式的了结,中国如果继续纠结于革命、造反、合法性等问题上,那么一直困扰近代中国的革命仍然有重燃的可能。如果从李泽厚思想内在脉络看,他的所谓“吃饭哲学”[10],其实就是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一种哲学上的理由。只有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才能进行其他方面的创造,这原本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赞美马克思的贡献时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进化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得果腹、蔽体、安居,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以及随之而形成的某个民族或某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程度便构成了一定的基础,而该民族的国家制度、法律思想、艺术活动以至宗教观念,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因此也必须根据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此前那样本末倒置。[11]
 
  马克思主义常识在中国很长时期被忽略了,毛泽东长期陶醉自己的诗人气质,沉溺于自己的乌托邦幻想,以为生产关系的改革可以造成一个新社会,结果却是越搞越糟,直至出现大规模“非正常死亡”。李泽厚、刘再复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也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因而他们提出的“告别革命”,只是要重回常识,不让悲剧重演。
 
  然而,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说迅即遭到各方面的阻击。批评者认为李泽厚、刘再复这本书“公然诋毁和否定中国近代的一切革命,鼓吹改良,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12]这就将一个学术讨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而且即便讨论政治,也没有设身处地体会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论”对现实中国的政治意义。
 
  苏联在二十世纪晚期毫无征兆突然解体,对中国尤其是执政党来说确实是前所未有的震撼。中国一些研究者很快以为苏联解体与意识形态放松管制有关,而意识形态管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只能颂扬苏共的历史,不能超越苏共官方定本去探究历史真相。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论”期望重新讨论近代以来的“一切革命”,这个“一切”显然也包括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逻辑推理,“告别革命”自然蕴含着告别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意思。这个理解是不错的,因而批评者的说法也是可以成立的。
 
  问题在于,回溯近代中国历史,革命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革命能否避免呢?
 
  就历史事实论,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诚如我们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所强调那样,近代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内生的,不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需求,而是西方因素引起的。中国近代历史主题就是让世界进入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成员。鉴于中国的经济体量,中国应该成为最富有责任心的主要成员。
 
  中国错过了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成员的最佳时机,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都因各种原因无果而终,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终因鸦片因素而诉诸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中国勉强接受了西方国家开放市场的要求。
 
  开放五口,接受西方国家制定的贸易规则,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变,中国原本可以沿着这条轨道缓慢地走向世界,缓慢地走向现代。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由于两广地区在战后很长时期无法落实《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先前繁荣的广州一口贸易在“新四口”的竞争中迅速败落,先前依附于广州一口通商的两广地区相当一部分手工业者失去了最起码的生活凭借,1851年初,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发动起义,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严重冲击了旧秩序,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这是近代史研究的共识,但是也应该看到这场运动之所以发生的具体背景、原因,假如那时广州能够如约让外国人入城,广州口岸贸易就不会严重下滑,经济情形不那么恶化,即便还会发生洪秀全式的社会抗争,肯定不会规模那么大,持续那么久,破坏那么严重。革命,如孙中山后来所说,有时候是先知先觉鼓动的结果,但在更多时候,是人们面临生存危机的本能反应。这样的革命,当然无法告别。只要社会还有不公,还有饥饿,还有非正常死亡,那一定还有革命的机会。
 
  太平天国被平定后,中国有了三十多年和平发展时期。这个时期,除了1884年短暂的中法战争,以及西北边患,大体而言,这是一个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这三十年时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初步的工业基础建立起来了,一批近代城市在沿海地区拔地而起,一支现代化的海军正式成军,谁能想到那时的中国还会革命?
 
  然而,1894年的一场局部战争让三十多年发展付之东流,一个庞大且号称强大的中国不敌东邻小国、岛国日本,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孙中山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他就在这场战争还在进行时,就敏感地意识到中国要向富强,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革命,就必须推翻满洲人对中国的殖民统治。[13]近代中国的革命,或者说李泽厚、刘再复两位先生所要“告别”的革命,其内心深处所暗指的,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从1894年一直坚持到1911年长达十七年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中止了满洲皇帝对中国的统治,让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此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走得确实不是那么顺畅,磕磕绊绊,犹如法国大革命发生后一百多年的情形。这场革命确实给中国带来了许多负面的、消极的东西,但是这场革命依然有其发生的必然理据,并不是像孙中山所自负的那样,这场革命是他们那些先知先觉鼓吹的结果。历史没有办法假如,但历史可以复盘,可以回望。如果清廷在1911年最后时刻能够积极正面回应南方新军将领重回君主立宪正确轨道的诉求,开国会,公布正式宪法,南北妥协,清帝还会退位吗?
 
  “告别革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考,但是这个思考正如秦晖所说,可能是一个“很靠不住”的假设。由此,我们现在可以集中讨论第三个问题:激进与保守。
 
  李泽厚从哲学上讨论革命与改良,从而得出告别革命,遵从渐进改良的结论。而且从抽象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确实给中国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从严复与孙中山1905年“伦敦对”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之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闻言而对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14]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家,大都因为不满意于现状,不甘于落后,从而不管不顾社会变革的社会基础,不知从“臣民”到“国民”有一个启蒙过程,否则就是欲速则不达,中国在一拨又一拨的革命中白白葬送了机遇。作为世界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先行者,在世界已经走过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之后,中国依然担心“颜色革命”,担心民主化。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泽厚、刘再复重提启蒙,反对不切实际的急剧变革,力主邓小平式的稳健发展,自有其道理。李泽厚认为,鉴于过往百年历史教训,中国现代化应该遵循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四顺序”[15],以为首要为发展经济,认同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强调“其他都是软道理”。这是从哲学上抽象出来的经验教训,其意义当然不容低估。
 
  秦晖是历史学家,他从历史事实上得出的结论,证明“告别革命”是一个假问题。秦晖指出:“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转型要推进,快慢看时宜,暴力/无序应力避。”[16]秦晖的讨论给近代史研究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我们原来对革命、激进的恐惧,对改良、保守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假说,并不是历史事实。
 
  比如我们习惯于将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进行比较,以为前者是体制内的改良,比较保守,后者为体制外革命,因而激进,破坏性太强。在“告别革命”论者内心深处,所要告别的,就是辛亥革命这样激进的、破坏性太强的暴力,而推崇戊戌变法、晚清新政这样缓进但确实有效的温和改良。
 
  其实,从历史主义的视角重新研究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确乎如秦晖的判断,体制内的温和变革未必真温和,体制外的革命未必真暴力,真破坏。
 
  戊戌变法,就大环节而言,属于甲午战败后体制内有识之士策动的变革,属于改良主义性质。但是如果仔细考察,这场变革几乎从开始到结束,都充满腥风血雨:1、恭亲王奕?去世十几天,改革突然发动,而这个改革的方向显然与恭亲王过去主持政务的思路并不吻合;2、改革启动不几天,起草6月11日改革第一号文件《明定国是诏》的翁同龢突然被解除一切职务,赶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同龢为两朝帝师,全程关照光绪帝的成长,应该属于光绪帝最亲近的人物之一。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翁同龢落到这样一个下场,一百多年过去了,至今仍无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论;3、康有为是体制内的变革力量,但也是他最先动议用武力解除慈禧太后的权力,腥风血雨,从此开始;4、谭嗣同、林旭,都是体制内的青年才俊,而且其父祖均属于体制内高官,他们为什么也会认同康有为的分析,参与武装行动?5、慈禧太后获知政变阴谋后,一点都没有犹豫,不仅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一网打尽,予以处死,而且株连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湖南巡抚陈宝箴父子等一大批高官。中国的政治革新势力因此受到极大打击,一场原本应该和平的温和变革既不和平,更不温和。
 
  再看几年后发生的新政,同样属于体制内改革。从1901年开始,中经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宣布宪政改革,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至1911年第一届责任内阁宣布,直至武昌新军哗变、南北议和、清帝退位,短短十几年时间,表面上看并没有发生多大暴力冲突,但如仔细考究,第一,因改革迟缓,推进困难,引发革命党人暴力抗争,这不能说与改良毫无因果关联;第二,在清末长达十年时间,各地民众不满清廷新政的横征暴敛,各种形式的抗争此伏彼起,各地官军对起事民众的残忍镇压,其本身就很难说是温和、保守的变革。[17]
 
  反过来看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固然是一场毫无争议的激进革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在一百天的僵持中走进了历史,中国毫无征兆,毫无预感地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激进,这无疑是最大、最激进的举动。一个奉行了两千年的制度,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说没有就没有了。
 
  但是,还可以看到,广义的辛亥革命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算,至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总计十七年,由革命党发动的暴力抗争、起义,其次数有限可数,这些暴动的攻击目标为清政府的机关、设施,这些起义也确实对清廷决策者有所震动,所谓“革命倒逼改良”,此之谓也。假如没有辛亥前十多年革命党人的抗争,就不可能有清末的新政、宪政。
 
  内忧外患不断加剧,使清廷在立宪党人强烈要求下调整了宪政日程,进入1911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政府成立,标志着宪政运动到了一个关键时期。这个宣布意味着在过去十几年社会各界要求废除军机处,建立责任政府,划清皇权边界等政治改革,都有了突破性进展。新政府的功能之一为召集正式国会,国会召集后,制定宪法,宣布宪法。如果将这些工作顺利完成,中国就从一个君主专制体制转型至现代宪政架构,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必将随着宪政实现而建立。
 
  然而谁都想不到的是,宪政改革竟然在最后阶段出了乱子,清廷宣布的责任内阁十三名成员中,竟然有九人为皇族或满洲贵族,汉人高官得以入阁者仅四人,这远不如改革前“满汉双轨体制”中的一比一。于是这届内阁被讥讽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的说法当然太刻薄了点。事实上,按照立宪规划,立宪后的体制,除了皇族,便不再有具有法外权利的所谓贵族,即便是皇室成员,也有一系列特别权利的约束。第一届内阁只是一个过渡性机制,待正式国会召集,内阁必将像走马灯一样调整,假如社会各界有此基本共识,第一届责任内阁皇族、贵族居多问题便不成为问题。然而,慈禧太后、光绪帝之后的清廷最高统治层中的摄政王载沣、隆裕太后实在缺少政治智慧,相持几个月的时间,始终无法化解立宪党人的心结。至于新军将士,由于在过去十几年并没有想着完成军队国家化改造,关心政治、干预政治,成为新军将士自以为是的当然职责,于是在僵持不下困局中,新军将士以为他们有责任站出来说话。所谓武昌起义,其实应该做如是分析。
 
  武昌起义,使和平的宪政改革变为暴力冲突,激进与保守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位移,革命与改良的性质也都在变化,不过我们看到的最后结局却是,除了满洲皇帝退出对实体中国的统治,几乎所有的国家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以致于激进如鲁迅在辛亥后相当不满意:“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18]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想象中,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变,一定是激进的,激烈的,一定是天翻地覆的,读鲁迅那代亲历者的记录,似乎并非如此,历史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激进与保守并非一成不变。
 
  【注释】
 
  [1] 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第一章《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开篇就说:“历史是条长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
 
  [2] 参见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中国学者万明也有精彩的研究。
 
  [3] “鲜花寺”,在更规范的翻译中名为“花塔”,或称为“崇禧塔”。详见《利玛窦中国札记》,161页。
 
  [4] 参见《现代化起点:以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心的讨论》,《文化学刊》2015年第四期。
 
  [5]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6]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乾隆英使觐见记》,重庆出版社2008年。
 
  [7] 《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8] 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对此有很精彩的分析,值得注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9] 《告别革命》,24页,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
 
  [10]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吃饭哲学》指出:“食衣住行、物质生产对人类生存-存在本具有绝对性,但今天许多学人却轻视、忽视、蔑视这个基本史实。尼人(人类学家因其使用-制造工具承认其为‘人’)死灭,多少已高度发展了的古文明如埃及、巴比伦、玛雅、印加都不再存在,说明‘生’-人类的生存、生活、生命及其延续很不容易。人们的吃饭(食衣住行性健寿娱)很不容易。从这个角度来阐释孔老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阐明中国传统的‘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我以为将更为合理而准确。”《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2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11]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国翻译》2010年第三期。
 
  [12] 《走什么路》,84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13] 《孙中山革命思想起源:一个政治史的解读》,《安徽史学》2014年第一期。
 
  [14]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1550页。
 
  [15] 《告别革命》,22页。
 
  [16] 《改良未必更和平》,《财经》2013年第五期。
 
  [17] 新近出版的《辛亥革命资料选编》(刘萍、李学通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收录有关清末民变与社会风潮的报刊资料一百五十多万字,这是张振鹤先生毕生心血结晶,尤为珍贵,从那里可以看出晚清十余年剧烈的社会冲突、动荡,非和平,非温和。
 
  [18] 《华盖集·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卷三,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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