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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辨析:民主的“西方光环”

发布时间:2017-03-21作者:张天悦 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摘要:民主的实现,在于一个国家、民族的自我选择。强加于人的所谓“民主”,反倒是最不“民主”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同样应该认识到西方民主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真正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学术主持:张天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编辑)

  对谈嘉宾:陈  尧(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王学东(中山大学南海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1 西方民主演进映射资本主义进程

  西方民主的发展过程是伴随着资本的不断输出,在贸易掠夺过程中不断成长扩大起来的。从其产生、发展的进程来看,西方民主的本质实际上是资本的权利。

  张天悦:西方民主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同样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首先请几位专家概括一下近代以来西方民主的起源与发展。

  陈尧:近现代西方民主,可以理解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民众参与、民主监督、权力制衡、政党关系等方面形成的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这也是西方国家构建政治正当性的主要来源。从制度架构来看,西方国家在实行选举民主之前就已经建立起现代国家,然后在法治、公民组织、责任政府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民主化、福利化,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三百年。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政教分离、个人主义、多元主义、法治等因素的结合赋予了西方民主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发展主要以西方民主制度为范型,将充分的公民自由权利、普遍的自由选举、多党竞争、法治等作为民主构建的主要内容。然而,这些民主的制度要素在缺乏有效政府、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对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认同、参与性政治文化等条件的国家中,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不恰当地推行西式民主的结果,只会陷入政治发展缓慢、停滞甚至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简单模仿西式民主建立本国的民主制度,只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近年“阿拉伯之春”蜕变为“阿拉伯之冬”即为例证。

  王学东: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民主制度最初发端于古希腊时期。古希腊城邦大会可以视为一种直接民主政治制度,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管理事务的工具。而且这种直接民主也仅仅是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之后,欧洲的长久历史都是围绕着君主统治与教权统治的交织与竞争,以及新教与天主教的不断斗争与分权。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让一顶顶王冠落地,但最终又幻化成拿破仑的自我加冕典礼。自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在全世界逐步取得并巩固了优势地位。西方文明依靠着积聚起来的物质能量进行海外扩展,又使以往各种文明间断而有限的碰撞并被西方文明持续的单向冲击所替代。正是在有形的物质因素和无形的文明因素的支撑下,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巅峰。总体来看,西方民主制度适应了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需求与社会历史进程,并在世界众多地区生根发芽。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遭遇了严峻挑战,民主制度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政治不平等的固化、公民意识与公共议程的扭曲、公众失去对议事日程的最终控制权等内在的弊端暴露无遗。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进程遭遇多次的“黑天鹅”事件,已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再次处于衰退期。

  辛向阳:西方民主的演进实质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早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就像资本来到人间“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样,西方民主也展现着其嗜血的一面。到了18世纪,随着资本积累的完成,资本主义精英们开始精心架构民主的组织体系。19世纪的民主虽然表现出了“文明”的一面,即更多的辩论、更多的民意、更多的细节,但这一切的本质是为资本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其竞争的残酷性、野蛮性暴露无遗,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打着民主的幌子。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80年代后,凭借着高科技和霸权体系的优势,西方国家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润,为巩固其上层建筑打下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于是,“文明”的民主又似乎出现了:更多的公决、更多的投票、更多的公开。但实际上,这些表象所掩盖的事实是:资本家集团已经通过无数的法律、密如织网的程序把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挡在了政治的大门之外。再热闹的民主投票、再激烈的公开辩论也掩盖不住问题的实质:资本家的利益永远不会受到丝毫损害。所以,西方民主的发展过程是伴随着资本的不断输出,在贸易掠夺过程中不断成长扩大起来的。从其产生、发展的进程来看,西方民主的本质实际上是资本的权利。

  2 美国大选:西式民主的虚伪与“偏见”

  由于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作出重要决策的制度”。

  张天悦: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从中可以看到,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观点反映出不同人群难以调和的政治诉求。各位专家对此有什么解读?

  陈尧:西方民主的实质是少数精英的民主。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政治陷入了一种恶性逻辑——选举竞争使得政党陷入恶性争斗,党派之争导致政治分化,政治分化推动了社会分裂。政府在整体上难以有效运作而经常性地瘫痪,不同党派之间的对峙阻挡了大多数政策议题的推进。在政府内部,传统的分权制衡机制设计初衷是通过不同部门权力之间彼此制衡,以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在今天,立法和司法部门对政府制衡的权力逐渐扩大,以致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必需的良好治理,分权制衡日益蜕变为一种“否决体制”,演变为限权掣肘机制。同时,权力制衡也体现在利益集团之间影响政府决策的制衡。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导致利益集团之间无法达成妥协,政府决策往往陷入僵局。

  不仅如此,西方民主的运行还呈现出资本化的特点,政治沦为金钱的游戏,民主被大财团、既得利益集团和媒体所绑架。当资本与民主互相交易时,政治便不得不臣服于资本,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日益严重。由于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西方民主制度已经“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作出重要决策的制度”(托马斯·弗里德曼语)。近年来,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着一系列治理失效问题: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日益严重、中低阶层的社会地位不断恶化、种族歧视引发的抗议浪潮持续不断,在社会安全、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供给不足。政府功能失调,越来越难以满足民众的需要,人民对善治的需求与政府的治理供给之间的鸿沟巨大。可以说,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西式民主在长期运行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自身的更新能力,其内在的结构性张力日益凸显。

  如此一来,在富人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日益固化的西方社会中,普通民众企图通过社会抗争运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为何异军突起,最终当选新一任总统。这可以说是,美国民众借助民主政治的选举手段,通过体制内运作来摆脱日益两极化的、僵化的民主体制的一种尝试。

  辛向阳:通过数据也能看出,美国等西方国家整个的政治运行过程是受制于资本逻辑的,总统选举过程也不例外。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会进行了一项重要政治改革,大幅限制个人或公司直接捐赠给候选人的金钱数额,但个人或公司可以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将钱捐赠给候选人。此后,美国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大量涌现。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对于“法人”资助竞选的限制,使得旨在为竞选融资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蜂拥而起。这种“超级委员会”可以无限额地接受捐款,无限额地花钱,进而为特定总统竞选人助选。在制度的推动下,总统竞选费用更是急剧攀升。

  与此同时,资本控制政治的深度和广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市场经济逻辑在不受任何控制的条件下野蛮生长,已经把政治生活完全卷入其中,政治商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趋势难以遏制。那些有不少特殊利益要求的阶层或集团在从事政治活动过程中,首先追求的是本行业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如华尔街金融大财团的老板、律师服务业中的大老板、华盛顿的游说阶层等的私利,而人民大众的利益必然被弃之一旁或干脆置之不理。

  王学东:美国一向自认为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集大成者,也是西方民主的旗手。毋庸讳言,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一整套美式民主程序,在其建国之初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套制度发展到今天,不仅不能顺应时代发展、引领世界潮流,反而从以往的政治精英主义转变为政治表演主义、讨好主义,进而越来越背离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比如,2016年大选期间爆出的“邮件门”,就是这种政治逻辑的必然产物,这次选举不出现,下次也会出现,这次是这种形式,下次也可能换种形式,但本质不会有所改变。这也表明,美式民主在实践中已经严重偏离民主本身的原则。民主强调的是公平,如果选举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暗箱操作”,这样的民主还能代表公平吗?2016年11月,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国事访问,选择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发源地雅典。当他望着夕阳余晖下的雅典卫城,内心想必会有颇多感慨。

  3 “脱欧”公投:一场来自英国的政治演出

  西方有些国家或地区偶尔以公投形式决定某项政策,这说到底是一种“懒政”,看似公平合理,实则不负责任。

  张天悦: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欧洲。2016年6月,英国约1740万投票者(占总投票者的51.89%)投票赞成脱离欧盟。但英国仍有不少民众认同“留欧”,《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甚至发表了题为《英国退欧公投是自残行为》的评论。对于这种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选制度该如何评价?

  王学东:全民公决,或者叫公投制度,是一种直接民主形式。最早发端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公民大会。其中,古希腊的好多城邦都实行全民公决制度。当然,这种政治制度在一开始就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指出,正义很难通过直接民主这种泛民主政治来实现。除非符合两个绝对多数:一个是参与投票者占拥有投票资格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绝对多数,另外一个是支持者占到四分之三以上的压倒性多数,否则的话,投票结果并非过半,也就并不必然代表民意。古希腊时期所提倡的直接民主仅仅符合当时的城邦治理模式。随着治理范围的日益扩大,以直接民主为代表的“大民主”被淘汰了,间接民主成为更为适宜的治理模式。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便捷、迅速以及低成本。为此,不少人提出,直接民主特别是全民公决之类的“大民主”是否应该重新成为当下的政治治理模式?

  实际上,西方有些国家或地区偶尔以公投形式决定某项政策,这说到底是一种“懒政”:政策制定者为了避免某些不必要的麻烦或阻力而把国家政治事务的决策大权诉诸广大民众,看似公平合理,实则不负责任。客观来看,那些对老百姓民意的最直接咨询,比如有些国家或者地区在是否采用“夏时制”,或是采用哪些元素、哪些花朵或者动物作为地区标志或徽章,或是在哪些公共场合明令禁烟或禁酒等方面的公投,既增加了民众的参与程度,又提升了民众对公共事务的认知积极性,而且还不会因此产生过多的对立与隔阂。相反,其他一些公投,比如加拿大魁北克、英国苏格兰等地区的独立公投,不仅没有带来任何积极影响,反而在原本并无太大分歧或分歧不明显的国家与地区内部人为地树立矛盾的对象,刻意制造对立与分裂,给其民众造成了心理隔阂与创伤,不利于所在地区以及国家今后的稳定发展。

  张天悦: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有辩证地看待公投制度,才能真正认识西方民主的内涵。

  辛向阳:就和美国大选一样,西方国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政治不平等,即政治资源基本上被有钱阶级所垄断和占有,广大民众拥有的政治资源包括政治所有权、分配权和控制权是非常少的。在当代,西方民主日益远离普通民众,简化为以政党竞争选票为内容的选举民主,投票选举甚至成为民主的唯一形式。而“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在投票过程中很容易受到资本控制和舆论的影响,而且在投票结束后,这种形式上的政治权利也会烟消云散。无论是公投,还是普选,其实都是一种政治演出,对政治格局的演变难以施加任何影响,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更是起不到实质性作用。说到底,西方政治是由拥有巨大资本力量的资本家所控制和分配的。这种“一人一票”的竞选不过是漂在社会表面上的浮萍,而决定浮萍漂移的是其下面的资本暗流。“脱欧”看似英国人民公投的结果,但其对英国经济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资本会利用各种方式予以化解,而广大民众却只能无奈地承担起对自身不利的结果。

  4 民主同样需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西方民主尤其是选举民主仅仅解决了国家治理的代表问题,但没有回答更为重要的如何具体治理国家的问题,民主与国家治理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张天悦:如此看来,西方民主不过是供资本利益集团角逐比拼的政治平台,并不能真正实现广大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西方国家的这种民主模式,到底有没有“普适”性呢?

  王学东: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他一再强调民主的阶级性,即民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终究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的;民主作为一种国家的政治形态,最终是为阶级利益服务的。马克思虽然承认资本主义民主对于封建专制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性,并且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进行了透彻的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适应的,是资本的最好的政治外壳,其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于广大劳动群众而言,这种民主不仅是虚伪的,而且是一种剥削和压迫。

  辛向阳:进一步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基本矛盾,即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权力私人占有的矛盾,而其民主制度的种种弊端和缺陷都源于此。政治社会化指的是政治发展要求权力应当为最广大的民众所分享,是生产社会化在政治上的反映。生产的社会化带来人们政治意识的觉醒,使广大民众更容易在政治上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大众要求分享政治权力、政治资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现代化的发展也为大众参与政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路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和财富越来越被极少数人占有,政治权力越来越高度地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政治权力的社会化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政治权力的私人占有,同时资本的经济权力不断在削弱政治权力社会化的基础,两者的矛盾正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样,处在激烈的冲突之中。

  100年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经说:“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我觉得,这一论断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科学性。

  张天悦:陈教授的看法呢?

  陈尧:事实已经证明,民主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灵良药,西方民主更不是一剂良方。就民主本身而言,它只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西方民主尤其是选举民主仅仅解决了国家治理的代表问题(即由谁来代表选民行使具体管理国家的权力),但没有回答更为重要的如何具体治理国家的问题,民主与国家治理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大量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很弱。倘若将过多的期望寄托在选举民主身上,认为民主政治将带来人们期望的所有公共物品,只会看到民主的失败。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在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在国家治理方面与西式民主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近年来,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的绩效方面,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是奉行西式民主的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民主也不例外。缺乏与时俱进的改革,缺乏广大人民意愿的体现,不管是哪种民主制度,均可能面临衰退甚至衰亡的命运。

  王学东:我们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又具有中国自身的特点。也就是说,它对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因素经过扬弃之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既符合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又体现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渊源,同时契合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期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历经探索和不懈奋斗,最终找到的一条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它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既坚决而自信地坚持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又旗帜鲜明地反对把自己的政治制度与观念强加于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推崇“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孔子也曾说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即便是在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中国作为东亚朝贡体系的宗主,也绝不轻易对属国的事务横加干涉,更不向其他国家强制推行自己的模式与制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

  张天悦:感谢各位专家的论述。如各位所言,民主的实现,在于一个国家、民族的自我选择。强加于人的所谓“民主”,反倒是最不“民主”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同样应该认识到西方民主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真正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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