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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革命者

发布时间:2011/09/13作者:加文·奥图尔/文 李楠/译 张琪/校 来源:中道网/译品

摘要:这本关于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政治传记,将他描述成独树一帜的革命者,一位致力于通过扫盲实现民众自我赋权的革命者。每场革命都有其扫盲运动,因为当你教一个人识字的时候,你就使他有望解放自我、摆脱一直压迫自己的愚昧和无知。


  

《保罗•弗莱雷与冷战时期的扫盲政治》

           [美国]安德鲁•柯肯德尔

  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  2010年  264 页

  每场革命都有其扫盲运动,因为当你教一个人识字的时候,你就使他有望解放自我、摆脱一直压迫自己的愚昧和无知。

  苏联曾将扫盲看作自己的“第三战线”,苏联红军就成了穿着军装的教师;毛泽东设法简化了书面汉字,扫盲运动成了中国共产党合法化的工具;1960年,菲德尔o卡斯特罗在联合国郑重宣告古巴将在一年内消除文盲;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为向苏联模式表示敬意,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发起如火如荼的扫盲运动。

  甚至在当下,拉美左翼政府仍以先前的革命热情推进扫盲运动,想以此击退帝国主义残余:例如,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与莫拉莱斯治下的玻利维亚都掀起了规模浩大的扫盲运动,而二人皆因其教育政策而赢得赞誉。

  扫盲运动在革命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是其能够高调宣扬激进政府在促进公共教育中的角色,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的有力象征,同时兼具强大的动员作用。

  扫盲斗士

  保罗•弗莱雷是第三世界最伟大的倡导扫盲和教育的斗士,同时也是一个革命者--尽管他的乌托邦的理想最接近于解放神学。弗莱雷还是一位关切发展的民族主义者,他积极介入巴西东北部的天主教活动,将务实地推进当地的变革同注重公民--而不是游击队--的发展相结合。他的革命活动在教堂内--至少在初期如此--几乎和在教堂外一样多,当时的部分新一代天主教思想家受到雅克·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思想的鼓舞。马利坦当时正欲摧毁威权主义的等级制度,因为该制度利用对教育供给的全面限制帮助维护准法西斯主义的“新国家体制”(Estado Novo,葡萄牙语,是指1937~1945年热图利奥·瓦加斯统治巴西期间的体制,特点是国家干预经济、倡导经济国有化,同时解散国会,取缔政党——译者注)。

  安德鲁•柯肯德尔这本弗莱雷的政治传记富有开创性地首次将这位伟大人物的许多零零碎碎的游记和日志归档整理。弗莱雷是成人扫盲培训技术的先驱(识字至今仍是巴西等拉美国家获得选举权的条件之一--译者注),这些方法技术最终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因为他曾在1960年代任职巴西国家机构,这导致(军政府上台后)他被流放到了“后独立时代”的非洲,其后又到了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他的关于批判教育学的著作和研究一直影响深远,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但又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

  弗莱雷通过和平手段使普通男女--尤其是不识字的农民--获得了让自己的公民权利变得名符其实的工具,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在冷战时代对美国的敌意--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通过进步联盟来构建议题--军政府时期,弗莱雷被监禁,其后又被流放15年。

  弗莱雷在拉美及拉美之外的扫盲和遗产的关键是他的工作方式,即将扫盲同培养积极的公民精神结合起来,从而为全球的民主转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多数未被承认。这也让他为穷人所做的工作和自己对“意识觉醒”理念的信仰在冷战的大环境下具有潜在的爆炸性影响,因为当时巴西东北部被美国视为继古巴革命之后有一个濒于暴乱的地区,且而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运动正培养全球重新关注发展与教育的关系问题。

  弗莱雷的革命事业首次得到确认是在1961年由总统古拉特领导的“巴西革命”--这场革命导致美国在巴西东北部的援助计划被政治化。反古拉特的军事政变受到了美国鼓动与支持,这表明美国这个多疑的超级大国惧怕巴西提高意识--而弗莱雷被监禁,他的全国扫盲运动也被废除了。

  但军事政变却开启了一个将弗莱雷及其教学方法与理念推向新高度的过程。他转而效力于智利基督教民主党的爱德华多o弗雷政府,其后又来到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非洲新兴独立国家,以及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当时桑蒂诺革命最初带来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跨阶级和解,因而尼加拉瓜被视为实践这位巴西教育家的教育理念的绝佳环境。尽管他在尼加拉瓜没呆多久,但全世界都认为他是桑地诺政权的教育计划合法化的关键人物。弗莱雷同样也明显从前耶稣会神父费尔南多o卡德纳尔的倡议中获得启迪,这似乎对弗莱雷的职业生涯打上了深深的个人印记。柯肯德尔说,弗莱雷的经历深深地打动了巴西人。弗莱雷写道:

  “在我的一生中,从未有哪一种生活像我在马那瓜那样充实,甚或与之相提并论,在那里我呼吸着革命的空气,到处都充满了希望,民众实现了真正的参与。”(见该书126页)

  如果弗莱雷在其生涯中慢慢地从人本主义视角转到阶级视角,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只会随着美国在拉美地区制造恐惧,发动代理人战争而维持对左派的强硬态度。但不管怎么样,弗莱雷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向从彻底完成。如果他的思路--尤其是他在非洲的思路--被用来构建一党制国家的统治的话,那么这可能也是去殖民化的必然结果,因为去殖民化过程必然会引发社会革命。然而,弗莱雷仍然主张多党制和大众民主,因此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我看,他的工作证明了天主教附属世俗机构的社会参与和投入--且成为后者的一座灯塔,指引其在尽管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共同的世俗攻击下,继续尽其所能帮助贫苦大众。

  柯肯德尔注重突出这位先锋人物的每一个方面,他在本书的后记中对弗莱雷的遗产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虽然弗莱雷终其一生都在忠告各国扫盲的价值--尽管伴随着的危险--但他也让一代又一代穷人能够独立思考,由此构成了文明社会的基础。尽管拉丁美洲仍面临诸多问题,但公民社会无疑已成为该地区日益壮大的力量之一。

  【作者简介:加文•奥图尔(Gavin O'Toole)系《拉丁美洲书评》编辑。原文是Revolutionary of the Word,刊载于《拉丁美洲书评》网站(The Latin American Review of Books)。原书信息:Paulo Freire and the Cold War Politics of Literacy,Andrew J. Kirkendall,2010,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64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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