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刘奇 > 正文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发布时间:2016/05/31作者:刘奇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摘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但不论怎么改,必须守住三条底线:抓“三农”工作的力度不降低,抓粮食生产的力度不减少,农民的利益不受损。


  “大农”与“小农”

  “大农”与“小农”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组织结构问题。这些年一再强调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由六大主体组成,即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及小农户,前五个都是新成长起来需要扶持的主体,但扶持新主体,千万不能忽视小农户的利益。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家庭经营才是农业生产经营最符合规律的一种经营方式。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基本成因所决定的:

  一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特性。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相比有着根本不同的特性:农业生产不能搬移。地在哪儿,庄稼就种在哪儿,不像工业产品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生产;农业生产不能倒序,比如植物的种植得先播种,然后一步一步到最后的收获,必须按照顺序进行,不能倒过来。工业产品的生产工序灵活多变,可以同时进行,也可以先后进行;农业生产不可间断。工业产品可以间断生产,今天可以不做后天再做,农作物的种植则不行,一天都不能间断;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活的生命体。所以农产品的生产需要很强的责任心,就像教师教书和医生看病一样,是个良心活,负责任和不负责任效果大不一样;农业生产要遵循两个规律,自然再生产规律和经济再生产规律,农业生产不能光追求经济效益,还要遵循自然规律;农业生产的成果只能最终一次性显现,所有的努力以及付出,只能体现在最终的产品上,它没有中间产品。以上六个不同点就导致了农业生产监督成本非常高,不可能用工业生产的监督方式,否则大田种植都得派人24小时监督。所以农业的生产经营就必须有一个最佳利益共同体,谁是最佳利益共同体?就是家庭,所有的成员不讲价钱、不计报酬,该干什么,要不要分工,大家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世界上没有哪个组织能像家庭这个利益共同体一样,能够如此紧密地协作。所以选择家庭经营,这是农业自身的特征决定的。

  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表明家庭才是农业生产的最佳利益共同体。奴隶社会是由奴隶主来主宰的,再多的奴隶都是围绕奴隶主的家庭来进行生产,奴隶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还是家庭;封建时代,地主是家庭经营的核心,再多的佃户都是围绕地主家庭这个核心转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了适应工业化的需求,创造了家庭农场,但还是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社会主义国家想打破这个东西,苏联搞集体农庄,中国搞人民公社都失败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村改革率先在安徽小岗村取得了成功,小岗村的改革核心就是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功能。

  三是世界各国的基本经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也都表明家庭经营才是农业生产经营的核心。美国农业生产家庭经营占80%多,欧盟也占80%多,日本基本上全是家庭经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经营主体不能搞,但其他经营主体只能是家庭经营的补充,我们在培养新型经营主体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小农户这个庞大的利益群体。

  四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小农户作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由我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地少人多这一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现在一些经济学者分析农村经济问题,只采用市场机制的分析方法,忽略了中国相对地少人多的问题,完全无视1930年代以来,三代美国优秀学者卜凯、何炳棣与珀金斯等所积累的研究成果。中国劳动力相对富余,美国劳动力相对紧缺,中国和美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两国农业生产的目标不一样,方法路径也不一样,即我国不能用美国模式来解决中国农业的现实问题,美国农业追求的是劳动力产出最大化,中国追求的目标是土地产出最大化。当然,同样是家庭经营,中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现在家庭经营主体有2.3亿承包农户。美国的基本经营单元是230万户,英国是23万户,中国的基本经营单元是美国的100倍,是英国的1000倍。所以中国必须适度提高家庭经营的规模。中央“两办”文件说得很清楚,适度规模就是当地承包农户的10到15倍。一直以来就有一种强大的声音在鼓吹中国农业一定要像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那样实现规模化,我国黑龙江农场就有16000亩的水稻田,用激光水平仪造出一个水平面的样板,现代化程度是世界首屈一指的高。但是,这种模式只能在特定地方,中西部由于人多地少,广大农村都只能适度规模化。

  其实现在中国的小农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已经不是纯粹的小农经济。一是小农户已经不是自给自足,产品已经非常市场化。二是小农户已经不是单枪匹马的分散的个体,正在结盟,正在组织化,是大农中的小农。三是小农户已经不是传统的耕作方式,现代的理念、现代的技术、现代的设施、现代的管理都已经引入经营中。四是小农户已经不是全部包揽生产的各个环节,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好多生产环节已经让位于社会化服务组织。比如收割,农业部出台了一些政策,激励农民购买了50多万台收割机,基本解决了我国农作物的机械化收割问题。五是小农户已经不再封闭保守。现在已经把新理念、新技术都引入经营管理之中,并且实现了“接二连三”的三产融合发展。六是小农户已经不是只种自家的土地,正逐步实现经营的规模化。所有这些特征都说明小农和过去不一样,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小农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构建新型经营体系、培育新型主体时,一定要认清家庭经营才是主体、主力和主导。

  创新与守旧

  创新与守旧问题属于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技术结构问题。我们正进入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崭新时代,但是在创新的过程中,优秀的传统要守得住、守得好。“农业+互联网”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现在互联网已经对各行各业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各行各业的业态都在互联网的作用下进行重新组合,新的业态都在不断变化。互联网经历了从工具渠道、基础、设施,再到产业发展历程,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互联网经济体。谁加入这个经济体,就能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互联网既有生产力产生变革的技术革命特征,又有使整体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产业革命特征。互联网具有这两个复合型的特征,反映在农业领域,就是大大推进了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互联网为农业三产融合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实现产业价值的整体提升。互联网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合,互联网是虚拟经济,它必须是以实体经营为基础。今天人类特别是农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后喻文化的新时代。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把文化分为三阶段: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就是农业社会时代,农业文化传承就靠先辈的经验积累,然后向后辈传递。到了工业时代,叫并喻文化,就是技术可以在同代人里传播,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的经验积累。到了今天的信息时代,叫后喻文化。科技高度发达,年轻人比老年人思维敏捷,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既然农业已经进入了后喻文化时代,那就需要年轻人发挥主导作用。这个背景下,农业的生产经营更要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合好。互联网可以实现线上与线下的互动、互联、互通,这是推进农业产业革命的一个关键功能。农业技术的传播过去需要面对面、手把手。如今,农业科技的推广可以利用线上线下的互动超越时空对话,今天网络发达,在北京可以了解美国的技术,跨越时空。互联网搭建了大工业化生产和大商贸化流通的双层结构,世界上所有的工厂都是互联网的工厂,世界上所有的商品都是互联网的商品,这个双层结构连成一体,网罗天下,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农产品生产加工与销售在这个双层结构中融为一体。

  除了“农业+互联网”外,农业还有诸多方面需要创新。比如制作创新,现在许多有名的小吃都是新培育出来的。去年的网上评比,第一是黄焖鸡米饭;第二是兰州拉面;第三是沙县小吃,这些都是制作创新。创新是说不尽的话题,但是在创新的过程中,优秀的传统要守得住、守得好。中国农业具有先发优势,18世纪之前,中国的农业文明引领人类文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才学习西方的工业文明。18世纪之前,中国一直是走在世界的前面,中国的农业文明有它的合理性,要很好地继承发扬。今天全世界流行的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以及立体农业等其实我们老祖先早就创造出来了,只不过今天我们把它转变成了新的名词。像杂交技术,中国农书上早就记载有动物植物的杂交技术。这些技术都需要很好地传承与发展,而其中最核心最需要传承的就是有机农业产品。现代农业的化肥农药对人的健康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已经受到广泛诟病,传统农业的有机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得到普遍青睐。我国河套平原农业生产条件非常优越,非常适宜硬质小麦的生产。那里有一个叫杨兆霖的企业家,他20年来就追求一个梦想:生产有机面粉。2013年,他的小麦面粉被欧盟认证为有机面粉,同年被中南海选为国宴招待面粉。他生产有机面粉的秘诀就在于“三用三不用”。第一不用化肥农药,他租赁了2万亩地,用豆麦轮作的办法培肥地力。第二不用河水用矿泉水,因为黄河水有污染,他通过打150米的深井,抽取地下水浇灌。第三不用钢磨用石磨,用钢磨磨面高速高温,会破坏小麦的品质,麦香也没了。由于环保和健康,这种有机面粉能卖到1公斤30元到260元,面条卖到460元一斤,还供不应求,经济效益非常好。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所以发展传统有机农业,不仅不“落伍”,还会大大提高效益。特别是现在,人们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出营养和健康,有机农业前景无限广阔。在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上,我们应该向有先进经验的国家学习。比如日本有十几万家百年老店、八家千年老店。德国有十多万种工业标准是国际标准。为什么?因为精工巧匠,就是守住传统,把事情做到极致。2016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工匠精神”,正是对坚守传统、做出极致的诠释。

  得利与便利

  得利与便利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制度结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制度设计都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农民得利,今天农民不光要得利,更要办事便利,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给物给钱不如给个方便。长期以来,制度设计都重在让农民得利,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作为追求目标,作为制度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现在的农民已经不太重视那些为数不多的农业补贴,需要的是办事便利。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都在一直强调简政放权,但简得远远不够,放得远远不足。就农产品加工来说,有些申请还是很复杂,用农民的话说就是“把一只鸡变成烧鸡需要提供半只鸡重的申报材料”。基础制度设计一定要将得利与便利同时考虑,只有把得利寓于便利之中,才能适应农民的需求。

  竞争与合作

  竞争与合作是农业供给侧改革运行机制问题。在物质匮乏时代,人们的关系就是生存竞争,现代社会是物质丰裕时代,生存竞争让位于合作互助。特别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在大规模的社会化分工面前,只有合作才能避开风险,那就是要从生存竞争观念转变到利益合作,或者叫伦理合作上,这样才能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哈耶克说,“经济的全部问题就是如何利用高度分散的、个人根本不可能掌握的知识的问题。”因此,农业必须在全产业链条中建立起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一个产业像农业产业之间的关系这么紧密,种植业为养殖业提供原料,种植业和养殖业又为加工业提供原料,种养加又为销售业提供产品,而旅游业则是在前四个产业的基础上,无中生有萌发出的一个产业。农业整个产业链很长很复杂,但“种养加销游”这五大环节则是骨干。这五大骨干环节互相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在社会高度分工又高度合作的背景下,五大骨干环节必须打造成农业产业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命运共同体可以分四个层面,第一层是利益共同体,没有利益的共同,什么都没有依托。第二层是情感共同体,有了利益共同体,大家要培养共同的情感。第三层是文化共同体,所谓文化共同体,就是要有相同的价值观。合伙办农场,有的人是想“捞一把”就走,但有的人就想将其作为一个事业,价值观不同就很难合作,所以要培养文化共同体。最后在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才能打造成命运共同体,各个环节都必须超越自我,在更深广的时空里,思考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寻求与产业链条各个环节最大的公约数,建立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和谐共处、平等共生的一种紧密关系。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但不论怎么改,必须守住三条底线:抓“三农”工作的力度不降低,抓粮食生产的力度不减少,农民的利益不受损。(下)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农业大学演讲的录音整理)

上一篇:互联网给农业带来什么
下一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