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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以己之好恶替农民疼惜家乡是否凋敝

发布时间:2016/03/07作者:党国英 来源:北京日报

摘要:不论通俗报告还是专业文献,面对农村大量的“直观性事实”,将其转化为“整理性事实”抑或再转化为“标准性事实”时,每每都起了争论。如果上升到一个平台上讨论问题,能不能分歧少一点?我们需要有一组由基本信念搭建的讨论平台。


  近期在自媒体领域出现了一些乡村观察的通俗报告,引起社会关注,进而引发大众媒体的热议。其实,全国有一大批专职农村事务研究者,他们长年累月地做农村调查,并不断发表研究报告,但这些文字很难发酵为大众话题。不论通俗报告还是专业文献,面对农村大量的“直观性事实”,将其转化为“整理性事实”抑或再转化为“标准性事实”时,每每都起了争论。如果上升到一个平台上讨论问题,能不能分歧少一点?我们需要有一组由基本信念搭建的讨论平台。

  中国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制度改革极大扩展了民众的自由选择空间,尤其是扩展了农民的自由选择空间。数亿农民离开村庄进入了各类城市,这是他们自己的决策。城市居民收入高固然形成城市化的强大拉力,但这主要是要素的贡献率高造成的,其中包括农民进城以后的贡献。没有什么制度性因素强制农民离开家乡,相反,倒是存在相反的力量给他们增添了一些进城的障碍。因政府征地导致举家必须完全脱离农业的农民群体是少数,且这部分农民多数在城市新区或郊区,基本不存在进城问题。所以,不要怀疑城市化对于进城农民福利增长的意义。评论家不必以自己的好恶或价值判断来替农民疼惜家乡是否凋敝。在这里,必须拥有的信念是尊重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只要是农民自由做出的决策,且形成趋势性特征,我们应该点赞。

  当公共事务评论牵涉到平等话题时,最能牵动人心。但如果在这件事上缺乏具体的科学知识所支撑的现代平等信念,就不免浪漫主义。农民整体上贫穷的原因,是农民的有效工作日要少于城市居民。假若城市居民的一个工作日创造了500元产品(按市场价格计算),农村居民创造了100元产品,且前者一年的工作日又明显多于后者,收入差异便有了合理性。又假若全国农民平均一个工作日生产200斤谷物,而一个山区农民的指标是100斤谷物,后者的有效工作日就要减半,收入差异也是天经地义。当然,这说到底怪不得农民,要怪的是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于是,我们就要乐见一部分居住在农业生产条件差的地区的农民离开家乡。一些深山区农村的凋敝就成了再合理不过的事情。这就涉及关于竞争性领域平等的信念。现实中农民比城里的文化人更能接受这个信念,他们信守这样一个选择:哪里能让我们的劳动更值钱,我们就去哪里!

  关于平等的信念,放在公共领域又有所不同。依靠农民自己通过流动来实现劳动致富需要一个过程,受很多因素制约。过程没完成,看着一部分农民穷苦,社会能不管?当然不能。这时需要一个底线的保障,如农民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机会、农民家庭的基本营养保障、社会养老计划、医保计划等。这个保障线多高合适,要看国民的平均福利状况,也不能任性决定。不乏这样的“怪事”:某市某村的农民大多外出做工,政府却把柏油路修到每个农户的家门口;有的村庄因为成了某级政府的示范村,平均每户农民分摊到投入超出100万元。这种情况如果推广到全国,不仅是公共资源的浪费,而且根本不可持续。

  中国农民要有高品质的公共生活,必须要伴随农民自己的富裕;穷家庭不能成为新农村的基础。如果没有大的不确定因素出现,大约再过20来年,中国农村要剩下3000万左右的专业农户,那时他们的收入水平还可能略高于城市居民的水平。按现代农业相匹配的人口布局规律,他们会分散到几百万个小型居民点;在交通比较好的情况下,他们会到小城市分享某些公共服务,而自己的居民点不会有太多的公共设施。那时,农村没有穷人。养活穷人成本最低的是城市,让穷人到城市去!这个景观不是天方夜谭,今天的欧洲乡村,可能是我们未来的乡村。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应该能做到。基于城乡一体的、尊重竞争性领域差异性的公共决策的公正性理念,也属于现代国家治理的必要信念。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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