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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一环

——从抗战期间中国学界深层思索说起
发布时间:2015/07/13作者:马勇 来源:北京日报

摘要:空前危机带来空前机遇。一盘散沙的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刺激下振作起来了,正像顾颉刚1935年《旅行后的悲哀》所意识的那样,“二三十年之后,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究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一个全新的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国家,经抗日战争一役得以确立,中华民族不仅没有被打败,反而经此刺激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刚刚统一不久的中国重新陷入分裂。而且,这一次分裂不再单纯源自中国社会内部势力冲突,而是严复所说的广袤的边地连同它的人民,“归附附近的某一个强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786页)中国不可能继续按照蒋介石给出的路径按部就班建设自己的国家。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抗日救亡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旋律

  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迅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全体党员深入民间发动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第三天(1931年9月20日),处于国民党军队“围剿”状态的中共中央就“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以民族自卫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从此开始,抗日救亡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旋律。

  但从那时中国政府的立场看,九一八事变确属重大危机,但中国是否由此与日本全面对抗,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张学良、蒋介石究竟是谁主导了“不抵抗”还可以探究,不过正如那时许多知识精英所意识到的,日本帝国主义决不会容许中国从容地建设一个新国家。

  中方委曲求全并没有换来和平,反而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日本操控的所谓满洲国宣布其领土并不局限于东北,而是包括热河省。此后,长城内外就成了日军蚕食对象,成为中日争夺的战场。

  1933年1月3日,日本关东军攻占山海关,预示着日本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第二天,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但日本根本不予理睬,反而加紧进攻热河的准备。2月13日,板垣征四郎奉命赶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密谋收罗张敬尧等成立华北伪政权。23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借口热河省内中国军队危及满洲国的存在,要求中国军队立即退出热河全省。不待中方回应,日军于当天向热河发起进攻,中国军队不战自溃,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于3月3日弃城逃跑,使日军仅以一百二十三人先头部队没费一枪一弹,如入无人之境,轻易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前后仅仅十天,热河全省失陷。

  热河失陷,日本关东军向长城以内迅速推进,中国面临九一八事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先前力主沉着应对的知识精英终于坐不住了,以为再不抵抗,亡国就在眼前。胡适1933年3月2日的一则日记,大致可以反映北平知识界的一般看法: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十几年前,我曾说:“中国不亡,世无天理。”今日之事,还有何说!

  在共产国际、中共介入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

  热河沦陷,举国一致谴责蒋介石、张学良以及南京国民政府。3月7日,监察院高一涵等六名委员,弹劾失职者张学良、汤玉麟,要求军法严惩。为平息众怒,也为了替蒋介石担责,张学良3月8日引咎辞职。

  接替张学良暂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是何应钦,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抵抗是为了给国人一个交代,以扭转胡适日记中所说的那种倾向,让人民留存一丝希望;交涉是因为中国的力量确实不足以抵抗,双方实力悬殊太大。

  3月13日,胡适、丁文江、翁文灏等华北学术界领袖至保定谒见蒋介石。丁文江熟悉地理,深知热河失陷后,北平即已无险可守。而北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其意义非同小可,决不能让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摧毁这笔人类文明财富。

  学术界的意见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事实上,蒋介石此时也没有与日本对决的信心。有了学术界的意见,蒋介石更愿意以和平手段化解危机,暂时保全平津。4月9日,蒋介石致电黄郛,稍后任命他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指示他把握时机争取与日本达成谅解,维持暂时的和平。

  和平不易获得,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更困难。4月19日晚,正在北平指挥作战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华北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于学忠陪同下,与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学术领袖座谈,郑重讨论怎样才能结束战争,重建和平。鉴于当时的情况,学术界代表希望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以换取必要的准备时间。他们建议由蒋梦麟以私人身份往访英国公使蓝浦生,询问英国能否居间调停。他们提出的条件是:调停只限于停止双方的敌对形势,不涉及东三省或其他问题,并且只作口头而非文字上的协议。

  蒋梦麟与蓝浦生的交涉并没有结果,但5月31日,中日双方达成《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军队继续后撤,实际上承认了满洲国,承认长城是中国的北部边界。

  就中国全局而言,《塘沽协定》是一个屈辱协定,这个协定让绥东、察北、冀东,成为日军自由行动区,为日军进一步控制华北提供了便利。但其一方面激发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为两年后一二·九运动、三年后西安事变、四年后卢沟桥事变积蓄了动能,另一方面为切实进行战争准备发布了一个实际上的动员令。此后的中国,大致进入一个“准战争状态”,读蒋梦麟《西潮》很容易感觉那时在华北地区继续坚守的知识人,通过长城抗战,都比较清楚中日决战不会很远了。

  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有一个政策宣示,强调和平没有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的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显然,朝野各界对日渐趋强硬,中日全面冲突,以战争决胜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只等待一个契机。

  二十天后,在北平爆发了蒋梦麟所说的“七七事变”前七年唯一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这个被后来命名为“一二·九运动”的政治事件,极大促动了中国人的觉醒,中国社会各界放弃幻想、准备战争的情绪渐趋上风。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撤回关内五六年的东北军不堪继续忍受“不抵抗”而丢失东北的历史指责,他们宁愿血染沙场,也不愿继续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剧。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亲临前线督战“剿共”的蒋介石,以“兵谏”的方式要求蒋介石放弃内战,领导抗日。

  在共产国际、中共介入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希望,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社会各阶级普遍拥戴蒋介石为抗日最高领袖。这是一个历史性巨变,表明中国人已走出内战,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中华民族全面抵抗只等待一个命令。

  全面抗战爆发激发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中国军队用行动粉碎了日本迅速战胜中国的梦想

  半年后,卢沟桥事变发生。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抵抗。十天后(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蒋介石郑重宣布: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中国依然希望和平。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蒋介石庐山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国家战略,迅速赢得中共,以及云贵川等地方实力派支持,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其实,据后来研究,蒋介石庐山谈话以强硬姿态所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但这个谈话并没有被日本政府准确解读,日本不仅没有和平解决卢沟桥危机的诚意,反而持续向平津增兵。26日,华北驻屯军向中国守军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宋哲元严词拒绝,并向全国发出自卫通电。日本政府也不示弱,增调二十万军队至平津。28日,日军按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此后一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顽强抵抗,用行动粉碎了日本迅速战胜中国的梦想。日本不仅没有力量迅速征服中国,相反,全面抗战爆发激发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抗日战争既是中华民族全体一致抵抗,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一环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已被各种分离主义势力弄得四分五裂,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分离主义运动依然没有停止,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说,“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近代以来最美好的政治名词“民族”,竟然一变而成为分裂主义的借口。

  “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中国历史的事实,也应该是中国政治的现实。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竭尽全力论证满洲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论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包容性超强的民族,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多民族搭起来的积木。著名思想家熊十力在颠沛流离之际撰写《中国历史讲话》,倡言五族同源,以为“中华民族,由汉满蒙回藏五族构成之。故分言之,则有五族;统称之,则唯华族而已。如一家昆季,分言之,则有伯仲;统称之,则是一家骨肉也。”五族同源,五族一家,五族就是一个大家庭。分言之,中华民族有五大族群;合言之,五族就是中华民族的内涵。这是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贡献,也是民族危机空前时刻所寻找到的重要思想资源。由此,中国人方才有理由坚信:“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历史依据的充实,是一个民族不会被轻易打败的根底。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引起进步知识界的积极回应,继傅斯年、顾颉刚之后,白寿彝、杨向奎、翦伯赞、吴文藻、费孝通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都有相关文章发表,他们的讨论是对近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反拨,是对中国文明传统的复归,至抗战胜利,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有了很大提升,抗战前、抗战中以“民族自决”为幌子的分离主义运动渐趋结束,“中华民族”的概念至此终于成为中国人不言而喻的族群认同。抗日战争既是中华民族全体一致的抵抗,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空前危机带来空前机遇。一盘散沙的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刺激下振作起来了,正像顾颉刚1935年《旅行后的悲哀》所意识的那样,“二三十年之后,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究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一个全新的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国家,经抗日战争一役得以确立,中华民族不仅没有被打败,反而经此刺激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

  阅读延伸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

  学术论辩

  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在20世纪得到空前加强。抗日战争初期,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宗明义地讲道:“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文章观点引起众多学者的论辩。张维华、白寿彝、马毅等都发表文章,对顾颉刚的观点表示了赞同,特别是从当时的形势着眼,认为顾氏提出这一观点对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惟费孝通表示了不同意见,对于顾颉刚说的要通过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防止敌人的分化,费孝通认为重要的还是要健全自己的组织,“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各分子的爱护”。为了避免在名词上纠缠不清,费孝通没有使用“民族”一词,但他所说的“各文化语言体质团体、分子”等,其实就是指的民族。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包含多个民族的国家。

  (徐平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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